1721年耶稣会士傅圣泽是怎么从康熙眼皮底下走私偷运到欧洲4300部中文典籍的？
傅圣泽（1665-1741）本名Jean-François Foucquet，正常翻译成中文应该叫“让-弗朗索瓦·富凯”，但是同其他耶稣会士一样，他来华前都用美好的汉字字眼给自己冠以美名。这种自我包装美化以便忽悠中国人的小伎俩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为了表达的一致性，我在这里姑且还称他为傅圣泽，否则不好对号入座。
傅圣泽出生于法国，16岁就成了法国耶稣会见习教士。1799年，34岁的他接受法国耶稣会的任务，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他先是抵达厦门，后去了江西。利用前后12年时间深造点中国文化倒是问题不大。1711年，到在身边人耶稣会士白晋的忽悠，康熙召他进京，为康熙进行《易经》的研究翻译工作。都说康熙学问不小，还知晓科学，但不知为何不用汉人却用耶稣会士去解读《易经》？也许是我的大脑进水了，理解不了，多数中国人研究易经都有难度，为何非要招聘一个洋人呢？迷信洋人呢？在北京“工作”了九年后，1720年傅圣泽按耶稣会的安排离开北京启程回国。回去基本路径是经过南京再到广州，等法国东印度公司季风船班到达后回国。但他到广州后，船班错过季风延误了，1721年5月这班船才到达广州，故该年年底冬季季风航班傅圣泽才得以离开广州，次年八月份回到法国。之后又去了罗马耶稣会总部述职。
在1776年法国解散耶稣会前来华耶稣会士很多，傅圣泽多被忽略。为何我特别关注这个人呢？他特殊之处在哪里？是因为他是那个时代从中国偷运走了中文典籍最大的知识盗窃者。
傅圣泽偷运一些中文图书到欧洲的事倒不是秘密，国内贱媚文人对此有过歌功颂德，还给他开过“纪念性”报告会。但引起我的注意是这些图书的来源和去向有两种说法：一说那些书是在南京“购买”得，一说是从北京弄走的。去向却出现了两处：一说是法王图书馆（有时又叫国王图书馆或国家图书馆，但名称绝不像中国贱媚文人所说的叫做“法国皇家图书馆”），一是梵蒂冈图书馆。这些矛盾的信息令人狐疑。
解开这个矛盾说法的是米国人史景迁所写的一本书叫《胡若望的疑问》，该米国人由于崇拜司马迁故又取了个中文名，该书2014年由陈信宏翻译成中文出版。胡若望是谁？是当年傅圣泽回法国时带走的一个皈依耶稣会的中国人，傅圣泽本是想雇佣一个中国人给他抄稿子的，但胡若望上船不久就疯癫了，去法国四年后才被送回中国，期间被囚禁到疯人院三年多。为此欧洲佬对傅圣泽多有非议，傅圣泽也多次做了辩解。史景迁根据当年傅圣泽文字书信辩解材料特别是其日记写了类似于报告文学形式的这本书。
根据史景迁的这本书，可以还原如下事实：
1.傅圣泽来华是组织行为，非个人行为。他是带着组织下达任务来华的，需要经常向组织报告工作。
2.傅圣泽作为当时来华耶稣会士之一，工作是归罗马梵蒂冈耶稣会总部与法国国王“双重领导”的。所以要给双方办事，完成任务。
3.傅圣泽在到达南京时，是按法王的要求代购中文书的。“购买”总数是360部，但送到法王图书馆最后的数量是330部。我在介绍傅圣泽回国20年后由傅尔蒙编印的《中国官话》时，曾介绍该书附录有法王图书馆收录的中文书目，有简介的藏书389本，无简介只有书名的大致都为字书中的韵书的书目为139本。看来这389本大部分是傅圣泽贡献的，故也有了来源。当然，其他传教士前后也会带回一些书。
4.傅圣泽在北京“工作”过九年。由于具有御用“《易经》研究专家”头衔的便利，又受康熙身边“国王数学家”白晋传教士的直接领导，搜集中文书并不难。他回国前搜罗图书总数达5200本。回国本想都带回。但由于走的匆忙，要赶1720年贸易季节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船班，只带走了近4000本书，装满了11个箱子，雇了16头骡子运送，但运力有限装不下，余下1200本带不走，只能忍痛割爱丢下了。
5.傅圣泽匆忙赶到广州后，法属东印度公司冬季船班错过季风并没按期赶到。他在广州等了一年，是乘坐次年即1721年该公司冬季船班走的。该船排水量450-500吨，历经八个月1722年才回到法国。该船配有30门炮，还有武装人员，全船本有70个水手，但过好望角时偏离航线，没有地方停靠，时间延迟，给养不足，中途不得不在巴西靠岸停留。仅败血症就死了18个水手。当年西方远洋航行也就这个水平。
6.傅圣泽到广州后，在耶稣会院见到了教宗特使潘如，潘如允许他先将他搞到的图书带到法国。要求傅圣泽在抵达巴黎之后前往罗马，觐见教宗，报告耶稣会工作在中国的进展。
7.胡若望是耶稣会在广州发展的中国教徒，三十多岁，是给罗马教廷广州传信部看门的人。傅圣泽希望带走一个中国人做助手，胡若望又有这个愿望，故经过中间人协调一拍即合了。双方商定了年薪，白银20两。但没想到胡若望有精神病的潜质。不知当年是发展具有精神病潜质的胡若望容易一些，还是胡若望不适应大洋漂泊，晕船而激发了他的潜质？乘船后不久胡若望就发病了。傅圣泽希望找个抄书人的最初愿望也没有实现，到法国后也一直不正常。
8.傅圣泽1722年八月底回到法国后，与当时正在编写《中华帝国全志》的耶稣会法国部骨干杜赫德直接见过面，深谈过。与法国分部各个机构都有见面汇报。这一年底，康熙驾崩。
9.傅圣泽于1723年6月到达罗马，到达梵蒂冈后就立即得到了教宗英诺森十三世的直接接见。傅圣泽就住在总部的传信部。
关于傅圣泽“搬走”中文典籍行为的性质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辨别清楚。无论从什么角度如西人吹嘘的版权制度角度，还是并没有获得当年满清朝廷批准的角度看，都是非法获取并偷运走的。书价有限，但内容知识无价。至于运输与出境，沿途如何买通关卡顺利运到广州，今人不难想象他们的通融办法。况且人家给康熙打过工，又是康熙当年倚重的洋人，图书一路过关到海运装船并无难事。
让傅圣泽忽悠去解读易经？并在自己眼皮底下让傅圣泽偷运走了这么庞大数量的中国图书，让我们怎么评价康熙的“聪明才智”呢？怪不得到他儿子雍正执政时几乎取缔了全国的耶稣会，到他重孙子嘉庆时禁止中国人给洋人讲授中文，禁止洋人获得中国图书，违者甚至当斩呢？最大的可能是康熙的子孙知道了他们一些企图和犯罪行为。
傅圣泽是耶稣会的大功臣，为当年法国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先行者，为罗马教廷当年对先进文化图书的收藏，确实立下了不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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