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英国公立医疗体系nhs里见个案之后，要在有限的时间里（6次，12次，18次，极少数情况会持续一到两年）去和一些有大量复杂心理创伤的孩子开展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工作，而过去在慈善组织性质的心理治疗中心里对时间的限制没那么大，好几个孩子从我读博开始到现在工作了三年多。

和督导谈一个需要在18次结束的创伤儿童个案，读自己的逐字稿时我都能感觉到很多东西变了：我依旧会在孩子袒露脆弱的体验时回应，但又不那么抱持，经常会开始聊点别的。如果用比喻来形容的话，工作过程像是在浅水区潜水，而不是下沉到更深的地方去探索。

对自己感觉懊恼的时候督导说，如果明知道和孩子的心理治疗工作会很快结束，但依旧全身心去抱持ta们，让ta们充分感受到与养育者全然不同的滋养与支持，像是有了个“新妈妈”，这本身其实是残忍甚至abusive的，在这种前提下，治疗的姿态没有那么深度与全身心投入其实是更保护孩子的，ta完全能理解且支持我作为心理治疗师的那点有意无意的“抽离”，这也是长程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与短程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在技术和体验层面不可避免的差异。

随着博士训练进入尾声，不管是心理治疗工作还是我与同学们的人生阶段，都在面临各种各样的结束，而在面对结束时，“我还要在不同类型的关系里投入多深”这个问题简直是哲学层面的拷问。

在分析师的躺椅上聊了《广岛之恋》，也聊了我在督导中的体验，老头提醒说，孩子和成年人不一样，孩子没得选，作为心理治疗师后撤一步主动保护一下是必要的。但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一个人和生活事业的关系，要不要“死了都要爱”，这是成年人自己或彼此之间共同决定的事情。

也许当成年人世界里不得不有一些事务围绕着“倒计时”展开，如果一定有什么和儿童心理治疗的相通之处，也许就是保持观察，保持思考，保持活性（liveliness）。那已经足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