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记录了许多迪拜的现状，朋友们打趣说我在迪拜见证了一次历史，也有学术界的师友开玩笑说这是一次成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机会[允悲]。坦白说我并没有获得什么特别深入的一线材料。只是因为离战场更近一些，多了日常的记录和反思。

我想写下的并不是“局势分析”。我的记录更像是在尝试另一种战争叙事：把目光从宏大事件的走向上挪开，落到普通人的生活里。这种写法大概也和我之前的学术背景有关。我是在年鉴学派诞生的那片学术土壤里受过训的，因此更习惯把目光放在社会史，而不是精英史：关心普通人的劳动、家庭、迁徙与情感，关心个体和结构如何互相塑造。于是当战争逼近，我下意识想做的，是尽可能把那些细微却真实的经验留下来。

这几天的经历，总是不停把我带回到另一段关于战争的记忆里，那是更早的一段田野经验。彼时我更多是在倾听与记录，很多故事当时只能理解其重量，却难以真正触及其温度。直到这几天自己也身处战争的阴影下，我才突然对那些叙述生出一种更切身的共鸣。

我的田野工作期间，有幸参与过几场战争纪念活动。2019年秋天的一次纪念仪式上，几位重要人物和许多军人后代来到岛上，纪念一场发生在上世纪中叶的关键战役。仪式结束后，我与一位年近九十的老兵攀谈，他因为曾打响该场战役的第一枪而被塑造成战争英雄。他感慨说：“没想到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能在岛上遇见一个来自海峡另一端的年轻人，也许这就是和平的意义”。他随后主动向我回忆起当年的战况：许多战友身负重伤，有人失去手臂、有人失去双腿，有士兵因无法忍受剧痛而请求战友用枪结束他的生命。说到动情处，他吟诵了两句古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一千多年前的“无定河边骨”，在这场战役中是无数无法归家的亡魂；而“春闺梦里人”则揭示了战争另一端被遮蔽的主体——那些等待、思念、承受失去丈夫的女人。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他接着说：战争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血肉之躯的撕裂、死亡与恐惧，是刻入亲人与朋友生命中的痛楚。它不能被当作遥远的故事或英雄传说来看待，永远不应鼓励战争。”

不同群体参与战争纪念的动机往往各不相同：和平主义者多以“永不再战”为诉求，将纪念视为对暴力的反省与警示；军人则常借纪念之名重申职业伦理，通过强调牺牲、荣誉与忠诚来巩固其在国家叙事中的正当性。然而，在对岸的纪念现场，一种罕见的同频出现了：无论是政治菁英，还是被奉为英雄的“亲历者一代”，都不约而同地将叙事焦点，从“胜利与英雄”转向“和平与和解”。这一转向本身即揭示出纪念的时代性变迁。经历战争的人们学会了退后一步，以一种更沉静、更复杂、也更带疼痛感的目光回望昔日荣光：纪念不再是为了延续敌意，而是在寻找如何让记忆成为和平的资源。

后来我又参加过另一场纪念。那一次在烈士公墓里，我遇到一个远道而来的家庭：一位年长的先生带着妻子、儿子和孙辈来祭拜他的父亲：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人。他讲得很平静：父亲在他出生前就离开了，这一生他们只通过“名字”和“通知”与他发生关系。老人把家乡带来的特产和岛上买的水果摆在墓碑前。墓碑上写着籍贯和生卒年，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就被压缩成了这几个字。我问他以后还会不会再来，他点点头。可我也记得，之后不久因为政局变动，这类跨海祭拜变得困难，后来几年纪念日里，人们再难在公墓里见到那些远道而来的家属。

当我们讨论战争记忆时，常常谈国家叙事、政治象征、集体身份。可在这些具体场景里，我更清晰地看到：战争记忆首先是一种亲属关系的断裂，是一个家庭内部被迫延续的空缺。它让许多人一生都在与“缺席”相处。也因此，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在不同文化的战争纪念里，女性的悲恸如何进入公共表达？

在西方社会的战争纪念与艺术传统中，人们常借用圣母玛利亚的哀悼形象来承载一种全国性的女性悲恸：母亲怀抱死去的儿子，这一姿态几乎成了一种公共哀伤的经典母题。艺术史中甚至有一个专属术语 Pietà（圣殇/圣母怜子） 来指代这一类型的图像——它原本描绘的是圣母怀抱被卸下十字架的基督，但在近现代的战争记忆中也常被世俗化，用来容纳更广泛的丧亲之痛。它让悲伤获得了可见的形状，也因此拥有了被观看、被共同承认的媒介。可在我田野中的那座小岛上，公共空间里几乎找不到同等强度的“哀悼符号”。博物馆与纪念场域呈现的多是另一套更“硬”的语言：战役名称、阵地位置、武器型号、荣誉与勋章，配合着“正义”“英勇”“牺牲”的叙述框架。女性很少以形象出现，更少以主体出现。悲伤当然存在，却缺少一个能承载它的形象；尤其当这些战争发生在同族相争的历史脉络中，哀伤的“正当性”如何说出口，反而更复杂，人们似乎不太知道该怎样哭。

2018年，岛上的历史民俗博物馆曾办过一场关于“花帔”的展览。花帔是闽南文化圈传统的婴儿背带，通常是黑白相间的布料制成，象征母亲对孩子的呵护与背负。展览座谈会上，有居民谈起儿时母亲用花帔背着自己躲在防空洞中，顺带讲到战时艰苦的生活。发言过程中他突然哽咽落泪，引发现场共鸣。本来沉默的听众群随之打开记忆闸门，接连诉说类似经历，一时间全场陷入深沉的共同哀悼。
该地的军事博物馆自20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长期以“正义之战”与“英勇事迹”为核心叙事，强调牺牲、荣耀与保家卫国的男性化历史想象。近些年，博物馆展陈与公共纪念活动的叙事基调却悄然转向“和平”。这种转向并非来自某一次单向度的指令，而更像是在一场场纪念仪式与反复讲述中逐渐累积出来的价值重构：无论是出席仪式的公共人物，还是仍能发声的战争亲历者，都越来越倾向于用同一种语言谈论战争的代价与和平的可贵，使“和平”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公共记忆共识。

在汉语文化脉络中，战争叙事长期与男性气质相互嵌套，女性往往被排除在英雄史诗之外。然而，当那位老兵在纪念现场吟诵寄托亡魂与思妇之痛的古诗，当“花帔”展览以母亲背负孩童的意象引发岛上居民的集体落泪时，那些被遮蔽的女性符号便悄然重返公共叙述空间。她们以另一种方式承载并诉说战争记忆：不是通过凯旋与胜利，而是通过分离、等待与无法愈合的缝隙。男性化的战争意象往往旨在激发斗志、凝聚忠诚并塑造英雄；而女性意象则以死亡、离散与哀悼，柔软却深刻地撼动着原本坚硬、单一的历史叙事结构。正是在这股温柔的力量中，战争记忆被重新打开，得以被重新理解与再叙述，历史从“胜利的神话”转向“共同承受的创伤”。这种叙事转向不仅改变了地方记忆的情感温度，也为后冷战世代重新想象未来提供了新的价值坐标。

把这些田野经验放回这几天的中东，我微不足道的记录，其实也只是想尝试一种“女性的战争叙事”，在这里，没有所谓的胜利和失败，也没有英雄传说，没有多么对于先进武器的膜拜，以及对于雷霆手段的推崇，它更多在记录战争阴影下普通人的具体生活。战争的重量并不会只落在前线，它会沿着亲密关系扩散，落在家庭、落在梦里、落在一个人漫长的余生。而当我们说“和平万岁”，那并不只是政治口号，它也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愿望：希望世界不要再把任何人的生命压缩成“无定河边骨”，愿我们都不必用余生去学习如何承受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