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在《Project Syndicate》平台上发表文章“为什么全球生育率都在下降“。她认为生育率的崩溃不是因为女性太独立，而是因为社会和男性在适应这种独立方面做得太慢。 当女性有了选择权，如果生育意味着必须牺牲职业且得不到伴侣的有效支持，她们就会通过“拒绝生育”来投票。
比如，经济增长越迅速的国家（如东亚的韩国、日本），生育率下降往往越剧烈。这是因为社会观念滞后于经济：在这些“被弹射进现代化”的国家，女性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机会迅速提升，但男性的家庭观念和企业文化仍停留在过去。

我自己读过她的好几篇文章，因为我在从事ESG方面的研究。另外，我目前所在的法国的出生率是1.6，是欧洲最高的之一。感觉法国男人喜欢照顾孩子，在主流社会价值观里，“参与育儿”是法式现代男性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欧男人也是这样，最差的就是南欧（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爷们。

Claudia Goldin, 2026, Why Fertility Has Declined Everywhere? Project Syndicate. http://t.cn/AXViQNpO 

为什么全球生育率都在下降

Claudia Goldin
尽管近年来，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和亚洲国家的生育率下降问题被频繁讨论，但事实上，这一趋势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几乎是全球性的。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经历了显著的出生率下降。
截至 2022 年，在联合国的 193 个成员国中，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国家（这些国家覆盖了全球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其总和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即每位女性 2.1 个孩子。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率先生育率下降之后，许多其他国家近年来也陆续“加入了这个行列”。这带来了现代人口史上的一个重大意外：人均收入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经济学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就开始研究这种关系，提出过各种解释：有人认为，低收入家庭和国家缺乏避孕知识和技术；也有人提出，随着收入提高，养孩子的“完整成本”会上升——父母希望给孩子提供最好的医疗、教育和培训，于是孩子变“更贵”了。
但事实证明，这些解释要么是错的，要么是不完整的。举例而言，即便现代避孕方式不断普及，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依然持续，这说明，真正起作用的并不只是避孕技术。仅仅提供有效的避孕手段，或者允许合法堕胎，并不足以也不必然，降低生育率。19 世纪美国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就是一个例子。要想让生育率持续且显著地下降，处在生育年龄的人，必须主动选择少生孩子；反过来，要想提高生育率，夫妻必须真的想要更多孩子，而且女性必须确信：孩子将会得到妥善照料。
正如我自己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生育率下降的核心因素，是女性自主性的提升。但女性需要面对一种不确定性：她们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能够从所受的教育中获得经济和个人回报；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将来是否会拥有足够的资源。
真正的生育问题，可能并不在于女性不想生，而在于一个结构性的错位：女性要享受自主权所需的条件，与男性（以及政府）能够做出的、可信的长期承诺之间，存在落差。
对于一个能够接受更多教育、并且追求职业发展的女性来说，是否生孩子，一个核心考量是：孩子的父亲是否会分担家务和照料责任。如果她得不到来自潜在父亲的这种保证——或者得不到政府在托育补贴、现金转移等方面的制度性支持——她就更可能推迟生育，甚至选择不生，以换取更多的就业机会。
男性越能够可信地表明自己会成为一个可靠的“好爸爸”，而不是一个让人失望的“摆设爸爸”，在女性自主性更高的情况下，生育率就越有可能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当男性与女性在优先事项上并不一致时，这种错位就可能导致生育率的大幅下降。
无论是看美国，还是看那些在二战后某一阶段实现快速发展的国家，低生育率的首要推动力，都是女性自主性的增强，而这一变化并没有被男性行为的相应改变所匹配。
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的故事完全一样。在美国，生育率很早就出现了大幅下滑，原因在于女性可以更晚结婚、接受更多教育、在结婚前积累更多工作经验。女性拥有了更多自主权，也就拥有了更多选择；而随着大学学历者的相对收入显著提高，这些选择变得更加“值钱”。与此同时，可靠男性（好爸爸，而不是“掉链子”的人）的比例，并没有同步上升。
这意味着，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来说，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变得更高了。在其他一些国家，关键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由此引发的代际冲突和性别冲突。
我的研究表明：人均经济增长越快，男性期望的生育水平，与女性期望的生育水平之间的差距，就越大。因此，那些在 20 世纪 50、60、70 年代经历了“先停滞、后爆发式增长”的国家，其生育率下降幅度，往往大于那些战后经济增长更为平稳的国家。
原因在于快速增长几乎不给传统留下“跟上现实”的时间。男性往往更依附于父辈和祖辈的传统；而女性从打破这些传统中，能获得更多收益。这并不是说，男性天生比女性更传统。而是因为，父权制传统更有利于男性，而女性从性别角色更平等中获益更多。
在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大量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的阶段，儿子更可能从“部分停留在过去”中获益；而女儿则更可能通过充分拥抱当下——提高教育和就业水平——获得更大的回报。这种差异，在家庭内部的分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些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男性在家务和照料工作中的投入，明显少于经济增长路径更为平缓国家的男性。
总的来看，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中生育率的普遍下降，表明背后确实存在一个共同因素。这一趋势，紧密伴随着女性在以下方面能力的提升：她们可以选择和谁结婚、何时结婚；可以投资自己的教育和未来；可以拥有更安全、可控的生育自由。与此同时，社会层面和个人关系中的错位、承诺问题，以及无法签订具有约束力的长期契约，都共同推动生育率降到了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那该怎么办？在美国，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领袖的表态，加上最新的调查结果，反映出一种看法：社会规范似乎已经“过度”向性别平等倾斜。但如果试图倒退，这种做法反而可能加剧错位，让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制度性支持来保障潜在的母亲，那么女性自主性的提升，必然会带来更低的生育率。但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只要支持机制足够到位，更高的女性自主性，完全可以带来更高的生育率、更高的女性劳动生产率，以及更加公平、更加幸福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