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路# （62）父母和妹妹
那段日子，我们的生活终于慢慢稳定了下来。

太太找到工作以后，家里的空气好像一下子松了口气。以前我每天算着花钱，恨不得把一美元掰成两半用。现在虽然还谈不上宽裕，但至少不用再那样紧巴巴地过日子了。

她偶尔会周末突然“视察”我住的地方。她会推开冰箱门，先不说话，认真看一圈。鸡蛋还有没有？牛奶是不是快过期了？冰箱里是不是没有肉和蔬菜了？

如果她发现我又在用最简单的方式糊弄自己，比如只靠面包、罐头和泡面度日，她就会皱起眉头，然后叹一口气，说：“你这样读书，身体怎么受得了。”

于是，我那种“五美元一天”的极限生活，很快就被她终结了。

当然，我们依旧不敢奢侈。牛排馆、高档餐厅，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遥远的事情。但至少，冰箱里的食物开始变得像样起来：有肉、有鸡蛋、有牛奶，也有各种蔬菜。吃的东西不再只是填饱肚子，而是慢慢有了点“生活”的味道。

有些周末，她会专门抽一天时间做饭。

厨房里锅碗瓢盆一起响，她一边切菜一边指挥我帮忙：“把那个盒子拿过来……对，就是冷冻盒。”

她会一次煮很多菜：红烧肉、炖鸡、炒牛肉，甚至还有一大锅汤。等菜稍微凉下来，她就一份一份地装进盒子，整整齐齐地放进冷冻室。

她一边摆，一边交代我：

“你读书忙，没时间做饭的时候，就拿一盒出来。”
“提前解冻一下，微波炉热一热就能吃。”
“你只要再煮点青菜就行了。”

冷冻室里一排排盒子，就像她替我安排好的日子。

后来很多个深夜，我从学校回来，脑子还在转着那些复杂的药名和公式。打开冰箱，拿出一盒她做好的菜，微波炉轻轻嗡嗡地转着。

几分钟后，厨房里就有了热气和香味。

那一刻，我总会突然觉得—— 在这个离家万里的地方，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孤单。

1996年，对我妹妹来说，是一个真正改变人生的年份。

那一年夏天，我们全家开车去了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那天是毕业典礼。

操场上早早摆满了椅子，毕业生一排一排地坐着。远远望去，只看到一片黑色的学士服，还有密密麻麻的毕业帽。几千个学生坐在那里，从观礼台上看下去，几乎分不清谁是谁。

我们坐在看台上，眼睛在人群里来回找。

当然，根本找不到。

但这不重要。我们知道，在那一片黑压压的毕业帽里，有一个就是她。

那已经足够了。

典礼很长，掌声、音乐、致辞一轮一轮过去。等到全部结束，学生们像潮水一样散开。我们站在出口处等她，过了好一阵，她才在人群里挥着手跑过来。

学士帽歪歪地戴着，脸上全是笑。

还没等我们开口祝贺，她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们两个消息。

“我有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消息，是关于继续读书的。

她已经被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的研究生项目录取，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读硕士。同时，她还争取到了助教（Teaching Assistant）的职位。

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很清楚。

学费基本不用再交了，而且学校还会给她一定的工资。虽然不算多，但至少生活费不用家里再担心。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轻松，好像只是顺口一提。

但我们都知道，这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然后她说了第二个消息。

“我找到实习了。”

研究生课程不像本科那样排得满满的，时间更灵活，所以她可以开始做专业相关的实习。而她去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她并不陌生的公司。

那是她在社区大学时期就去实习过的地方。

公司名字叫——Genentech。

很多人后来把这家公司称为“现代生物科技产业的起点”。

1976年，科学家Herbert Boyer和风险投资家Robert Swanson在加州创立了这家公司。当时，“基因工程”还是一个刚刚出现的概念，而这家公司第一次真正把它变成了产业。

他们利用重组DNA技术，让细菌生产人类蛋白质。

1982年，Genentech与Eli Lilly合作，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利用基因工程生产的重组人胰岛素——Humulin。这件事后来被认为是生物制药产业真正的起点。

之后几十年里，这家公司不断推出划时代的药物，比如乳腺癌靶向药Herceptin、抗血管生成药Avastin等等。

可以说，整个湾区的生物科技产业，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里慢慢长出来的。

而我妹妹实习参与的项目，是一种当时还在研发阶段的药物——Omalizumab（奥马珠单抗）。后来它有了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商品名：Xolair。

这是一种针对免疫球蛋白E（IgE）的单克隆抗体，用来治疗中度到重度的过敏性哮喘。简单来说，它可以阻断过敏反应的关键环节，让很多传统药物控制不好的哮喘患者重新获得稳定。

多年以后，2003年，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正式批准它上市。

再后来，中国也在2017年批准了这种药物。

当然，在1996年，那一切还只是实验室里的项目。

但对我妹妹来说，这已经意味着很多事情。

这不仅是一份实习，也是一份新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那天傍晚，我们离开校园的时候，太阳正慢慢落下。

我忽然觉得，那个站在毕业人群里的女孩，好像已经悄悄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有了实习以后，她的生活节奏一下子变了。

研究生的课程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而实习的实验室在Genentech。两地之间虽然都在北加州，但没有车几乎是寸步难行。

所以，买车就成了一件必须解决的事情。

我原本以为，她会花点时间慢慢挑一辆车。毕竟现在有助教的收入，也有实习工资，买一辆稍微像样一点的旧车，应该不是问题。

结果她的行动一如既往地干脆。

没过几天，她就告诉我——

“我已经买好了。”

我一愣：“这么快？多少钱？”

她轻描淡写地说：“五百。”

我当时差点没反应过来。

五百美元。

这比我当年买的那辆旧车还便宜。

周末我去看她的新车时，才终于见到了这辆“传奇”。那是一辆Geo Metro，一种在九十年代美国不是很常见的微型小车。

两门的车身，小得像一只金属做的甲壳虫。（图一，和她的车很像）

最让我惊讶的是——它还是手排档。

我围着车看了一圈，车身不大，轮子也细细的，看起来轻得像一阵风就能吹走。后来有一次我坐她的车上高速，侧风一吹，我真的有一种车在飘的感觉。

我忍不住说：“你确定这车能跑高速？”

她一边熟练地换挡，一边很淡定地说：

“当然能。”

这辆Geo Metro最大的优点，大概就是省油。那时候很多人买它，就是因为它的油耗几乎低得不可思议。

对一个需要经常往返学校和公司之间的学生来说，这倒确实是个现实的优点。

我当时看着那辆小小的车，心里多少有点担心。但我妹妹从小就很有主见，一旦决定了什么事情，很少会被别人改变。

她喜欢这辆车。那就够了。

后来很多年，这都是她唯一的座驾。

在加州明亮的阳光下，它看起来又小，又普通。

但对她来说，那是她第一次真正依靠自己买下的车，也是她在美国这条路上，继续往前走的一双小小的轮子。

我和妹妹的生活慢慢稳定下来以后，我父亲心里也开始有了新的盘算。

那几年，我母亲的身体状况一直还算平稳，没有再出现大的问题。于是他们两个人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普通的事情。

我那时候住在San Francisco，和他们同住。每个月我也会拿出一部分钱交给他们当生活费。

但他们其实很少花。

我父母那一代人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再苦也能过，再多也舍不得花。

慢慢地，钱就一点一点攒下来了。

后来我帮他们算过一笔账。

那时候他们的工资并不高，每个人每小时大概5美元。但因为工作时间长，经常加班，一年下来，两个人的税前收入差不多能到三万美元。

扣掉税，大概还能剩两万五。

房租和日常生活花费其实不算太高。只要稍微节省一点，一年存下一万多美元，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再加上我每个月给他们的一些生活费，几年下来，他们手里大概已经有接近五万美元的存款。

对很多人来说，这笔钱可能并不算多。

但在我父亲眼里，这已经是一笔可以“做大事”的钱了。

那时候，San Francisco的平均房价大概在二十八万美元左右。听起来很高，但如果肯花时间慢慢找，在一些不那么热门的区域，还是可以找到二十万美元以下的房子。

按照当时美国银行的贷款规则，买房通常需要20%的首付。

如果房子是二十万美元，首付就是四万美元。

再加上一些手续费和杂费，手上有五万美元，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把房子买下来。

问题只剩下一个。

每个月的房贷。

如果贷款十几万美元，每个月的月供大概接近一千美元。

而他们当时的房租，其实远远没有这么高。

换句话说，一旦买房，每个月的压力反而会突然变大。

不过，我们那时候已经有了一点“生活经验”。

很多旧金山的房子，楼下其实可以改成出租房。只要简单隔出一个房间，装一个小厨房和卫生间，就可以租给别人。

那时候，这样的房间一个月大概能租到五百美元。

如果真的租出去，相当于一半的房贷就有人帮你付了。

剩下的五百美元，再加上地税和一些杂费，每个月真正多出来的开支，其实和原来交房租差不了太多。

至于地税，在加州大概是房价的1.1%。

按二十多万美元的房价算，一年的地税差不多三千美元。平均到每个月，也就是两百多，而且很多还可以在报税时抵扣。

从账面上看，这件事情似乎越来越合理。

但现实还有一个问题。

很多价格比较低的旧房子，楼下其实是空的，没有现成的房间。如果想出租，就必须自己改建。

而改建的费用，大概还要两万美元左右。

这笔钱，当时他们还没有。

可是，我父亲似乎已经不太在意这些细节了。

那段时间，我常常看到他晚上坐在桌子前，摊开报纸，一页一页翻着上面的房屋广告。

有时候他会用笔在旁边做记号，嘴里念叨着地址和价格。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很久没有出现过的光。

那是一种只有在准备“干一件大事”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