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止劳务派遣：让同工同酬不再是一纸空文

【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同工不同酬的劳务派遣制度该废止了#】#劳务派遣用工中农民工占比较大# 在一些企业中，一部分员工与企业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另一部分则通过劳务公司被派遣到同一岗位。尽管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但在现实中，仍落实困难。

“干同样的活，收入却不一样，劳务派遣工在单位里往往处于较为弱势的位置。”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安徽省委会副主委周世虹建议，从制度层面废止劳务派遣制度，如企业确有临时性用工需求，可与职工直接签订劳动合同，或通过劳务外包等方式解决。

“从目前情况来看，劳务派遣用工中农民工群体占比较大，一些文化程度相对不高、议价能力较弱、信息渠道不畅通的劳动者更容易进入这种用工模式。” #建议允许60岁以上农民工继续务工# （南方周末）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提出“废止劳务派遣制度”的建议，再次将这一长期存在的用工乱象推到公众面前。“干同样的活，收入却不一样”，这句朴素的抱怨，道破了劳务派遣制度被滥用的核心矛盾——它早已背离“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立法初衷，异化为部分企业转嫁成本、规避责任、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尤其让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沦为“职场二等公民”。废止这一制度，不仅是对法律尊严的维护，更是对劳动者权益的守护，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劳务派遣制度的初衷，本是为了解决企业临时性用工需求、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上世纪80年代初，它随着外商代表处进入中国，初衷是提供专业化的人力资源服务。2008年《劳动合同法》明确将其定位为“补充用工形式”，限定在“三性”岗位，且用工比例不超过10%，旨在兼顾企业灵活性与劳动者权益。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这一制度逐渐变味。一些企业为降低人力成本，将劳务派遣广泛应用于主营业务核心岗位、长期稳定岗位，甚至通过“逆向派遣”强迫老员工与派遣公司签约，再派回原岗，切断工龄、规避无固定期限合同责任。更有甚者，通过拆分公司、假外包等方式规避10%用工比例红线，让法律条文沦为一纸空文。

同工不同酬，是劳务派遣最突出的不公。法律明确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但现实中，派遣工月薪往往仅为正式工的50%-70%，社保、公积金按最低基数缴纳，甚至不缴，年终奖、带薪休假、职业培训等福利也被排除在外。在汽车装配、电子制造、物流仓储等行业，派遣工占比超40%，时薪、薪资涨幅与正式工差距显著。这种差异并非源于劳动贡献不同，而是源于“身份歧视”——一纸劳务派遣合同，就将劳动者划分为“正式工”与“派遣工”两个阶层，让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失去意义。

农民工群体，是劳务派遣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数据显示，劳务派遣用工中农民工占比较大，他们文化程度相对不高、议价能力弱、信息渠道不畅，很容易被纳入这一用工模式。他们从事着最辛苦的工作，却拿着最低的收入，缺乏职业晋升通道，遭遇欠薪、工伤时，还面临用工单位与派遣公司相互推诿、维权成本高昂的困境。一些企业甚至在劳动者工作满9年时，强迫其转换派遣公司，玩“击鼓传花”游戏，规避连续工作满十年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法律责任，彻底剥夺劳动者的稳定就业预期。

有人担忧，废止劳务派遣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影响用工灵活性。这种担忧站不住脚。企业的用工成本，本应是正常的人力支出，而非通过剥削劳动者权益获取的不正当利润。若企业确有临时性、季节性用工需求，完全可以通过合规的劳务外包、项目承揽、非全日制用工等方式解决，而非依赖劳务派遣这种“灰色地带”的用工模式。关键在于，要厘清劳务派遣与劳务外包的边界，严禁“假外包、真派遣”，以实际管理权限、薪酬决定主体、责任承担方为判定标准，穿透合同形式核查实际用工关系，让灵活用工回归合规轨道。

废止劳务派遣制度，并非简单“一刀切”，而是要走渐进式改革路径。首先，严格执法纠偏，立即叫停核心岗位、长期岗位、高危岗位使用派遣工，限期压降用工比例至10%以内，大幅提高违法成本，让违规代价远高于套利收益。其次，建立强制转正机制，连续用工满1-2年的派遣工，直接转为用工单位正式职工，工龄连续计算、待遇同步调整，从身份上消除歧视。最后，强化全链条监管，压实派遣机构与用工单位连带责任，将同工同酬、社保足额缴纳、福利保障纳入常态化监察，畅通劳动者维权绿色通道，降低维权门槛。

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每一份劳动都应得到平等尊重，每一份付出都应得到合理回报。废止劳务派遣制度，斩断中间环节盘剥，让同工同酬不再是一纸空文，让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不再受身份歧视，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劳动关系回归清晰直接，当劳动者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我们的社会才能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在公平的环境中实现自身价值，共享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