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兆普两会发声：守不住、传不开、难合法，中医的根到底要往哪里扎？
原创 希言寰宇 希言社
当丸散膏丹的手艺濒临断代，当会治病的民间老中医拿不到一纸执业证，中医的根，究竟该往哪里扎？

2026年3月，北京，全国两会如期而至。

在河南代表团的分组讨论现场，一位年过六旬、指间留着常年摸脉老茧的代表再次发声。他是宋兆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宋氏中医外科疗法”传承人，也是河南汝州金庚康复医院的院长。今年，他不是带着什么惊天动地的新药来的，而是带着一份沉甸甸的忧思——中医传承的“三重僵局”。

“很多基层老中医有独门绝招，会治病，但就是考不过证；丸散膏丹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用法简单又便宜，现在却因为门槛高，快没人会做了；网上那么多人抹黑中医，我们却缺少法律手段去保护它。”宋兆普的这番话，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当前中医药传承最隐秘也是最痛的伤口。

在“中医热”表面风光的背后，一场关于生存与消亡的拉锯战正在民间悄然上演。宋兆普的提案，不只是几页纸的建议，更是对现行体制的一声叩问：我们到底是要保护“形式上的合规”，还是要保住中医的“命根子”？

在河南汝州，甚至在更大范围的豫西地区，宋兆普的名字往往和“神针”、“免费”联系在一起。从医46年，他从不收挂号费，甚至在两会的驻地，他还带着针灸包，抽空就给代表们扎上几针，短短几天就扎了300多针 。可就是这样一位从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国家级传承人，却对现行的中医人才培养机制忧心忡忡。

“现在的考试，考不出张仲景。”

宋兆普在一次访谈中曾直言不讳。目前的中医执业医师考试，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医的考核模式。这套模式的核心是“标准化”和“学历化”——你有多少年临床经验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全日制学历；你治好了多少疑难杂症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答对那些关于分子生物学或解剖学的标准化试题。

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荒诞的现实：很多身怀绝技的民间老中医，成了“非法行医”的边缘人。

在基层调研中，宋兆普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有位老中医，祖传三代治疗骨伤，手法复位比手术刀还精准，自制的膏药贴上去，病人省了数万的手术费。但因为年过六旬，不会用电脑，更不懂英语，考了几年都拿不到证。最后，老人心灰意冷，关掉了诊所，那门手艺也随他进了棺材。

“如果张仲景活在今天，他能不能拿到执业医师证？”这是中医界流传甚广的一个“灵魂拷问”。张仲景若参加今天的医师资格考试，面对数千个古方和现代医学的混合考题，大概率是要名落孙山的。

宋兆普在2026年的建议中明确指出，必须改革执业中医分科制度 。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整体观”，肝病可能要从肾治，肺病可能要从脾胃调。但现在的中医医院，硬生生被拆分成了心血管科、呼吸科、消化科，跟西医一模一样。这种“照搬”割裂了中医的诊疗逻辑，让很多老中医的辨证思维无法施展。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此前公布的数据，尽管各地开展了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但截至2023年底，通过考核的人数仅1.3万人左右。这对于散落在民间的数以十万计的中医从业者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宋兆普的破局之道，在于建立一套 “临床能力+实践疗效” 为核心的专属考核制度 。不看学历看疗效，不考理论考实操。他甚至建议，让那些在特定病种上有独特建树的民间中医，通过师承关系带徒弟，把“独门绝招”先传下来，再通过后期的规范化培训去补足理论短板。

不能因为一张试卷，让扁鹊的后人改行去卖保险；不能因为一纸文凭，让华佗的绝技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如果说人才是中医的“软件”，那么丸散膏丹就是中医的“硬件”。

“丸散膏丹，这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载体，也是我们中医治病的‘子弹’。”宋兆普在接受采访时，手里常常拿着几贴膏药或者几粒药丸做比喻 。

这不起眼的“黑膏药”或“小药丸”，用法简单、价格低廉、疗效确切。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一贴膏药能治疮疡，一撮药散能止吐血。但今天，这些东西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困境一：会做的人没资格，有资格的人不会做。

宋兆普调研发现，掌握丸散膏丹核心制作技艺的，大多是那些上不了台的民间中医。他们对药材的产地、炮制的火候、熬制的时辰，有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诚。比如熬制一种膏药，必须要用河南某地的芝麻油，必须熬到“滴水成珠”的程度，多一分则老，少一分则嫩。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传承人连行医资格都没有，更别说生产制剂了。根据现行法规，未经备案的中药制剂，哪怕是传承了千年的古方，在临床上使用也存在违规风险。

与此同时，那些有资质的大药厂，虽然能生产丸散膏丹，但往往为了追求利润和规模化，采用的是西药的生产方式——提取、制粒、烘干。做出来的东西外形像，但疗效大打折扣。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产品，反过来败坏了传统制剂的声誉。

困境二：秘方外流，文化被盗。

比失传更可怕的，是“被偷走”。

宋兆普在提案中痛心地指出，日本、韩国等国家，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我国的中医古籍、秘方。日本已经将《伤寒杂病论》中的经方制成了颗粒剂，占据了全球90%以上的中药市场份额；韩国也一直在推动“韩医”的申遗工作。

而在国内，网络上却充斥着“反中医联盟”的言论，肆意抹黑中医。一边是我们在自毁长城，一边是别人在疯狂“抄底”。目前，虽然最高检已明确回应将依法惩治侵犯中医药知识产权的犯罪，但系统的保护机制尚未完全形成。

宋兆普呼吁出台《传统中医保护促进法》，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几个老人，更是为了保护国家战略资源 。他建议，国家要组织力量去民间挖掘那些疗效确切的秘方，把它们挖掘出来、整理出来，甚至联合国有药企进行标准化研发。对于丸散膏丹的审批流程，应该单独开辟“绿色通道”，不能像审评化药那样要求它做几千例的临床试验，而应该基于“人用经验”进行认定。

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想要用老祖宗的方子治病，还得去国外买“进口中药”。

中医传承的另一重困局，在于生态的恶化。这种恶化体现在外部环境，也体现在内部应用的萎缩。

1. 舆论场上的“污名化”

“现在网上的环境对中医不太友好。”宋兆普坦言。只要有人谈论中医，评论区总会充斥着“安慰剂效应”、“不科学”、“糟粕”等字眼。甚至有一些有组织的账号，专门针对中医专家进行人身攻击。

为什么老百姓有时候不信中医了？一方面是虚假宣传的泛滥——某些人把中医吹得神乎其神，包治百病，最后治坏了人，让整个行业背锅；另一方面，则是缺乏有力的法律武器去打击那些恶意抹黑。

宋兆普建议联合司法部门，净化网络环境，这不仅是保护中医，也是保护公众获取真实健康信息的权利 。

2. 中医急救的“隐身”

“中医是慢郎中”——这是最大的误解。

宋兆普随身带针，在高铁上、在飞机上、在两会的驻地，他多次用针灸急救晕厥、剧烈疼痛的患者 。拍打肘窝、针刺人中、点按内关，这些方法在几千年的传承中，不知道救过多少人。但现实是，目前的120院前急救体系中，几乎没有中医的位置。

“如果一个病人晕倒了，急救人员赶到，可能只会做心肺复苏，但如果配合针刺某个穴位，也许能起到奇效。”宋兆普建议，将中医急救技术纳入《院前急救操作规范》 。

这并不是要替代西医急救，而是提供一种“中西医结合”的双重保障。同时，要将针灸急救等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否则医院没有积极性，医生学了也没地用。

当脑梗病人后遗症期，中医针灸康复是刚需；当慢性疼痛患者无处可医时，中医骨伤是最后的希望。如果连急救这样最能证明实力的场景都没有中医的身影，年轻人如何相信中医的“快”？中医文化又如何从娃娃抓起？

3. 文化传承的“断层”

“中医传承要从娃娃抓起。”这是宋兆沛连续多年呼吁的事情。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在他的推动下，国家相关部门已经高度重视，全国中小学生中医药知识读本已经开始出版发行 。

但普及之路依然漫长。在应试教育的夹缝中，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往往流于形式。孩子们认识蒲公英、金银花吗？知道什么是“望闻问切”吗？如果这一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对中医的印象只是苦汤药和老古董，那么等他们成为社会中坚时，中医的市场将会进一步萎缩。

面对这“三重僵局”，宋兆普并非只提出问题，他开出的一系列“药方”，兼具现实主义的考量和理想主义的情怀。

第一剂药：修法——给民间中医一个“身份证”。

修订《中医药法》，打破西医分科的枷锁，恢复中医“整体观”的诊疗本色。建立以“临床疗效”为核心的考核评价体系，让那些确有专长的民间中医能够从“地下”走到“地上”，合法执业 。同时，推广“早跟师、早临床”的模式，让院校的学生真正能继承老先生的衣钵，而不是只会写论文不会看病。

第二剂药：立法——给传统技艺一个“护身符”。

尽快出台《传统中医保护促进法》，将中医药秘方、验方、古籍纳入国家保护范围 。简化丸散膏丹的审批流程，建立全国统一的备案平台。只要安全有效，就应该允许其在医疗机构内调剂使用。对于那些频临失传的技艺，国家要出钱、出人、出政策，搞“抢救性记录”和“活态传承”。

第三剂药：拓路——给行业发展一个“新赛道”。

积极拥抱现代科技。宋兆普在今年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前沿的建议：利用AI大模型助力中医药发展 。

“人的记忆是有限的，但AI是无限的。”宋兆普设想，如果把历代中医古籍、名老中医的医案、丸散膏丹的炮制数据都输入AI模型，那么基层医生在面对复杂病症时，就能瞬间得到古籍经典方剂的参考，这能极大弥补人工经验的不足 。

同时，在科研评价上，不能只看论文，更要看“临床疗效提升”和“患者满意度改善” 。要利用现代科技，把“黑箱”的中医理论用数据展示出来，让更多人看懂、信服。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我们如此费力地去传承中医，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多几个老字号招牌？是为了搞几个旅游康养项目？还是为了在国际上争个你死我活？

都不是。

我们守的，是一种“简、便、廉、验”的民生情怀。

在动辄花费数万元医疗费的今天，几块钱的“保和丸”能化积食，几十块钱的膏药能治腰疼，这就是中医的慈悲。宋兆普免费救治1.8万名脑瘫患儿 ，靠的不仅是医者仁心，更是那些成本低廉、疗效确切的传统疗法。如果全面西化，这种“廉价的优势”将荡然无存，最后吃亏的还是普通百姓。

我们守的，是一种“辨证论治、整体调和”的中国智慧。

西方医学是“治病”，中医是“治人”。它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讲究身体的动态平衡。这种哲学思想，不仅关乎健康，更关乎我们如何看待生命。如果盲目套用西医的标准去管理中医，就像让太极拳手去参加拳击比赛，规则都不一样，最后只能削足适履，打得不像样子。

我们守的，是文化的根脉。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唯一从未中断、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科学体系。它是活的化石。当我们的孩子能指着路边的草说出它的药性，当我们在异国他乡感到不适时本能地想要一杯姜糖水，这就是文化认同。

宋兆普说：“中医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让它失传。”

这句话，沉甸甸的。

中医传承之困，不是“中医不行了”，而是我们的制度、环境与传统的适配出了问题。如果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丸散膏丹，如果我们的孙子只能去日本买“汉方药”，那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