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高煒：其實這是一個挺順其自然的過程。我的同學基本都在學考古、文物保護或博物館學，畢業後大多進了博物館或研究機構，那是很標準的路徑。我的職業發展可能相對特殊。博物館的藏品相對固定，無論是考古出土的器物還是清宮舊藏，都是一個既定的體系。你可以不斷去發掘，但總量是有限的。拍賣不一樣，你永遠不知道下一秒會出現什麼。收藏家可能會從歐洲或美國的某個角落拿出一件塵封已久的東西，每件藏品背後都可能藏著家族故事和傳承經歷。西方博物館的藏品來源多以捐贈為主，國內多以考古發掘為主。而這種拍賣市場上的未知性可能更讓我興奮。其實在學校裡，我們主要接觸的是考古資料，對市場上流通量更大的明清瓷器（多數為外銷瓷）反而學得不多，我在瑞典是從外銷瓷的學習開始的。這個從不懂到了解的過程，是獲取新知識最快樂的階段。
高煒：

選擇瑞典，其實有幾個原因。一是哥德堡大學有一個國際博物館學的碩士課程，涉及很多國內沒有的博物館與社會學、人類學和檔案學的交叉內容。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私心了，一直嚮往北歐的自然風光，就試著申請，也天遂人願。2010年經過一年的學習和適應後，有朋友建議我去當地的拍賣看看，其實海外很多拍賣公司本質上更偏向於遺產處理。不像國內有很強的「邊界」，更沒有形成細分專業的機制，也正因如此，它的東西更「原生態」，沒有太多專家背書，你得自己看，自己判斷，這種環境反而逼著人去學習，去上手，去查資料，所幸歐洲博物館的數據庫完善且更開放。

後來我通過朋友介紹和導師的引薦，慢慢結識了一些歐洲的行家和藏家。因為能講英文和瑞典語，大家願意和我多交流，我也會分享自己的觀點。現在回頭看，那兩年其實是一個很自然的「浸潤期」。沒有明確的目標說一定要做拍賣，就是覺得有意思，想去了解。拍賣有一種博物館沒有的「現場感」──東西是流動的，人是活的，故事是正在發生的。對於一個二十出頭的學生來說，這種新鮮感，是很有吸引力的。
高煒：

其實我的服務對象不限於中國藏家，更多是為歐洲的拍賣公司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比如幫他們做年代斷代、撰寫專業的圖錄詞條。有一次，一家歐洲拍賣公司收到一件重要的送拍器物，他們拿不準，問我意見。我判斷東西不對，他們就請我出具一份正式的報告，說明原因反饋給客人。這種專業性的服務，慢慢讓公司對我產生了認可。另外，幫他們編撰中文圖錄，做一些釋義工作，也讓我獲得了一些機會。這個行業圈子很小，信任機制一旦建立，就會形成長期的合作關係。一些行家和收藏家甚至會故意用一些藏品來「考驗」我。有個例子我印象很深。瑞典一家拍賣公司要上拍一只青花碗，他們認為是清代的，但我判斷是明代本朝的。起初他們是不太信任我的看法。後來我直接自己出錢把碗買了下來，送到香港拍出了一個不錯的價格。這件事之後，他們對我的信任度就完全不同了。其實不是說我多有眼力，而是你願意為自己的判斷買單，並且最終證明是對的，這就是最好的溝通方式。
高煒：

幫助很大。2011至2012年間我在奧地利應用藝術博物館（MAK）實習，每天有至少一兩個小時上手亞洲館藏，這裡有來自奧匈帝國的時期遺留的中國文物和私人收藏，如ANTON EXNER 的捐贈，也有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留下的器物，都是非常標準的學習樣本。2019至2021年，我又參與了瑞典東方博物館的藏品整理與研究。這個博物館是歐洲除大英博物館外收藏中國文物最豐富的機構，早期瑞典國王喜愛考古和歷史，收集了大量中國文物，並影響周圍貴族和企業家，發現仰韶文化的安特生即來自於瑞典，其館藏從甘肅彩陶到明清瓷器，中國文物館藏龐大。有了這些明確的標準器，再去判斷市場上的東西，就會清晰很多。如果標準是對的，判斷就不會太偏；如果標準是錯的，那就容易出問題。博物館的訓練給我提供了一套方法論：知道怎麼查資料，怎麼做比對，怎麼梳理一件器物的來源和流傳。這些學術訓練，在市場上其實非常受用。

高煒：

變化很大。十幾年前，市場最大的機會來自於信息不對稱，「撿漏」很大程度是信息差的紅利。現在互聯網讓信息獲取變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但信息差被極大的抹平了，不等於「認知」深了，這反而是「認知差」開始凸顯的時代，能否從海量信息中提煉有價值的判斷？能否把一件器物的歷史脈絡梳理清楚？能否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審美邏輯？這些更依靠學術積累和實踐經驗。

年輕藏家的收藏理念和老派藏家確實不太一樣。歐洲和亞洲的老派藏家，他們喜歡「建立體系」。比如收藏瓷器，可能希望從明代收到清代，把青花、彩瓷各個品種收成一個矩陣。他們在收藏一段歷史。但現在的年輕藏家更個性化，他們根據自己的品味和喜好，覺得哪個門類好玩、能表達自我，就去收藏什麼。這導致一些傳統的熱門品種不再受追捧，反而是一些小巧、有趣的器物更受青睞。但我覺得這是個階段性的過程。當藏家過了這個「嚐鮮期」，總會找到自己最鍾愛的門類，慢慢回歸到更系統的收藏。收藏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深化認知的過程。http://t.cn/AXVgpMx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