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些20世纪伊朗史学家的看法，伊朗在19世纪的衰落仅仅缘于某些统治者缺少才能和智慧，还有腐败、任性和缺少爱国精神。这种观点忽略了古代以来伊朗社会的根本性问题。如上文所述，伊朗社会在结构上缺乏长期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而这些是稳定和可靠的行政体系的必要条件。早在伊朗变成领邦帝国的绝对不平等伙伴之前，国王的主要关注点便集中在面对地方叛乱的危险时维持他的权力和权威，维齐尔和总督们则专注于来自他们对手的致命阴谋的永久威胁。正是由于短期社会性质，这个国家现在面临着无法战胜、抗争和使之中立的外国强权，只能试图挑拨列强的关系，以期弱化他们的权势和影响。

还有，他们对失去自己的生命、财产的传统恐惧，绝非后宪法时代意义上的缺少爱国情操或叛国，这驱使某些伊朗官员去寻求在伊朗的英、法外交官的欢心和保护，其中某些人甚至将自己置于外国人的保护之下，以此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虽然他们的财产安全依然无法保证。从古代起，这种对生命和财产的不安全感和不可预知性，也已经成为伊朗政治、其他社会事件和现象的阴谋论来源，凡事并不像其所表现的那样，每个现象背后都有隐秘的、‘真正的’解释。这种阴谋本能是生存的必需品，一旦起疑就通过先发制人来实现自我保护。从19世纪中期开始，伊朗阴谋论被最频繁地用来解释列强的行为和动机，主要因为他们是或被认为是伊朗牌桌上最强力的玩家。”

——霍马·卡图赞《新月与蔷薇：波斯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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