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劫案》的意识形态批判#洛杉矶劫案超英们的中年危机#
首先,我给8分以上。演员演技全都上乘,故事结构也很合理与自洽。影像风格非常有质感。情绪触感控制得也很好。很多人说前面拖沓了,我倒觉得不至于,因为本来就不是警匪片,所以要细细交待。
一、“唉,中国电影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结局”
几乎每一篇影评都会提到:《洛杉矶劫案》的结尾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是“不可能出现”的。
珠宝大盗【雷神】在最后一次行动中,为了救老警探【绿巨人】而打破了自己从不伤人的戒律,开枪击毙了黄发暴徒。绿巨人心领神会的让雷神远走高飞,自己则将全部罪责推给死去的黄毛。更妙的是,绿巨人还偷换了赃物,将真钻石送给被职场压迫的保险经纪人【暴风女】,助她脱离苦海,貌似两人已经有了情愫。而雷神在寻到爱情后给【绿巨人】留了辆梦寐以求的好车。
一个抢劫犯、一个内鬼、一个黑警,全都有了好下场,虽然最大的坏人没有伏法,但“好人”不仅没有守法,而且每个人都通过略微违点法,比之前“活得像样了一点”。
这个结局让很多自媒体感慨,这让中国怎么拍?没法拍嘛。并由此再进一步,指出美国文化敢于展现体制的漏洞、敢于让好人突破法律的桎梏、敢于给底层小人物一个温柔的出路。相比之下,中国的犯罪片则必须遵循“坏人必须绳之以法”的铁律,哪怕最后只是用字幕交代一下,也必须要维护法律和正义的尊严。哼。
但是,同志们想过没有,这种对比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陷阱。我们需要追问的恰恰是:为什么美国电影可以给出一个好结局?这个好结局究竟在掩盖什么?
二、哈贝马斯式的【共识之幻象】
这个好结局,恰恰能用我刚才写的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来说说。
哈贝马斯在其《交往行为理论》中构建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通过理想情境中的平等对话、良好论证达成理性共识,社会冲突可以在沟通中得到化解,革命因此变得多余。他将社会进化的动力从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转移到学习过程决定社会进化,并将阶级斗争转化为交往行为的改善,将解放偷换成不受强制的主体间共识。
《洛杉矶劫案》的结局,正是哈贝马斯式交往理性的电影版演绎:三个都是“体制”边缘化的人,通过某种心照不宣的共识,达成了对体制的温和反抗。他们没有颠覆体制,只是各自找到了体制的缝隙并在缝隙中获得了喘息的空间。雷神选择远走高飞,风暴女也没有揭发公司的黑幕而是带着钻石准备享受人生,绿巨人没有坚持正义而是选择了人情。
这是一种非常精致的妥协。
哈贝马斯一直批判马克思主义是工具理性、是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并呼吁以交往理性重建社会整合。但是,当社会变革被重新定义为改善公共讨论的条件、完善民主协商的程序时,真正的结构性矛盾就被消解了。当更好的论证取代阶级斗争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时,资本的统治就被自然合法化了。
《洛杉矶劫案》的结局正是如此。它给观众一种错觉,资本主义体制虽然不完美,但体制内仍有好人可以相互成全。压迫虽然存在,但压迫的缝隙中仍有温情尚在流淌。革命的火种变成了生活的安慰。它让观众相信,不需要激烈的对抗,不需要根本性的变革,只需要一点点人情味、一点点“灵活性”,美好的生活就可以被创造。
三、这个好结局是错的
“好结局”的错,不是错在坏人没有得到惩罚,而是错在它掩盖了真正的矛盾。
第一,将系统性压迫转化为个人命运的悲剧。
雷神为什么成为盗贼?因为他从小穷到大在寄养家庭长大(斩杀线理论上线),他脑子里就想着攒够一个数字然后金盆洗手。暴风女为什么背叛公司?因为她勤勤恳恳十几年,却因为年老色衰被年轻女同事轻松超越,合伙人的承诺成了泡影。绿巨人为什么沦为异类?因为他在警察局里坚持真相、不肯妥协,结果被同事排挤、领导挤兑,老婆也出轨分居了。
电影将这三个人的困境全部归结为个人命运的悲剧,不幸童年、职场天花板和女性歧视、单位人际关系。观众看完会感慨,唉,人生真不容易。但是,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个人悲剧咧?是谁在运转这个系统呢?谁从这个系统中获益最多?
那个花几百万买钻石眼都不眨的富豪、那群冷血势利只收保费不理赔的保险公司股东、那些弄虚作假的警方高层,也不是体制本身,他们只是体制的爪牙。电影很巧妙的把愤怒引导到了个人层面而不是制度层面。这正是哈贝马斯理论的精髓,通过话语协商解决稀释矛盾,而不是追问矛盾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第二,将体制内的妥协美化为反抗。
电影中三个人的“成功”本质上都是体制内的妥协。雷神别说没挑战财产私有制,连劫富济贫都没有,只是很安全的偷了一点富人的零花钱,暴风女也没有揭露保险行业的黑幕,只是想升职赚钱(其实也是骗钱)以及带着赃物离职。绿巨人更没有举报警队的腐败,只是放走了一个好贼。他们的反抗是如此温和、如此不具威胁性,以至于体制完全可以容纳这种反抗。
这正是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吊诡之处。它鼓励人们在体制内寻求改良,通过更好的论证影响决策,但它从未质疑过体制本身的合法性。他不反抗资本主义体制,而是在修补这个体制。用人情味填补体制的冷酷、用局部灵活性缓解体制的僵化。这种修补让资本主义越来越“人性化”、从而更加稳固。
第三,将不可能的现实包装为可能的慰藉。
这个结局不是在中国的电影中不可能出现、也不仅是在中国的现实中不可能发生,而是美国现实中也不可能。一个老警察私吞证物、放走罪犯、伪造证据,不仅不会受到追究反而能开上梦寐以求的跑车?一个保险经纪人带着赃物离职,不会被追查反而能开始新生活?一个职业盗贼开枪杀人后远走高飞,不会被通缉不会被没死的幕后老板追杀反而能与前女友重归于好?
这些情节的不可能性恰恰暴露了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它不是要反映现实,而是要制造一个比现实更美好的幻象,让观众在幻象中获得慰藉。正如某哲学家所言,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只是掩盖现实的虚假意识,而是虚构社会现实本身的无意识幻象。观众知道这些事情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但他们仍然愿意相信,因为这种相信本身就是一种快感。
四、资本的文化工业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部电影的出品方是那个丑闻不断,被工会指控压榨劳工、被媒体追着报道贫富差距、让老板坐着火箭上太空的亚马逊。
亚马逊花1亿美元拍了一部批判资本体制、同情底层挣扎的电影,这本身就是最高级的意识形态操作。资本主义通过文化工业,将批判本身收编为商品,将反抗消解为消费。
文化工业的本质是标准化、商品化、伪个性化。它按照市场需求批量生产文化产品,将艺术降格为消费品并剥夺艺术的批判功能。《洛杉矶劫案》正是披着批判资本主义的外衣,实则遵循着最标准的犯罪片叙事模式。它展现贫富差距却从未触及所有制问题。它同情底层挣扎却将出路归结为个人的人情味而非制度变革。
更精妙的是,亚马逊通过这部电影抢夺了批判自己的话语权。社会上迟早会出现批判科技巨头和财富不平等的声音,这是挡不住的。与其让别人来拍这个故事而且可能拍得更尖锐甚至直接点名骂亚马逊,不如自己先拍一个,这样调性和尺度都可控。电影里的阶级批判是温柔的,没有恶人被指认,连那个偷税的大佬都没有被揪出,只需要付出几颗钻石。只有三个可怜人在命运的捉弄下相互成全。
这就是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这种启蒙让观众产生一种这部电影很有社会关怀的错觉,但实际上它把批判消解为消费、把愤怒转化为感动、把革命欲望消磨为对温情结局的满足。
五、仿真与拟态
又要讲这个概念了。这部电影还有一个极具反讽意味的设定,三个主演都是超级英雄电影的老面孔。
我前面一直用了这三个名字,雷神、绿巨人、风暴女,都是漫威宇宙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拥有超凡的力量和崇高的使命。但在《洛杉矶劫案》中都变成了疲惫、困顿、被体制边缘化的小人物。这种去英雄化的设定,明显是故意的,本身就是一种高超的仿真和拟态。
后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拟像取代真实,符号不再指涉现实而是自我指涉,构成一个超真实的世界。《洛杉矶劫案》中的三个主演从超级英雄到落魄小人物的转变正是这种超真实的绝佳例证。观众看到的不再是演员饰演角色,而是超级英雄符号饰演底层符号。
电影中真实的压抑氛围、演员(超级英雄的影像分身)满身的疲惫感,都让这层“仿真”达到了极致。正是因为扮演者曾经无所不能,当他们回归现实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时,这种反差所营造的“真”,反而成了最大的“假” 。这种假却模拟出了人们的信以为真。
这种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增加了电影的所谓真实感。观众会觉得,连超级英雄都落魄了,很感慨。另一方面,它又消解了真实。因为观众知道这些演员现实中是亿万富翁,他们饰演的底层只是一种表演、一种游戏。这种明知是假却愿意相信的状态,正是意识形态最理想的运作方式。它不需要欺骗观众,而是提供让观众在明知虚假的情况下仍然能获得的快感。
六、续集
我看完就在想,应该拍续集。
雷神远走高飞后,不可能与前女友重归于好的。一个没有身份、充满噩梦前盗贼是无法融入正常生活的。他俩的恋情其实完全是偶遇所带来的生理吸引和共同对存在感的需求。当他试图找一份正经工作时背景调查让他屡屡碰壁。最终在巨大的经济压力和身份焦虑下重操旧业。
风暴女带着钻石辞职后也是不可能安生的。来路不明的钻石她没有渠道变现,通过黑市出售会被黑帮敲诈。而且她不可能不想着回去报复一下,何况现在没了后顾之忧。
绿巨人的跑车会让人起疑,而且证物袋留下了痕迹,黄毛和雷神的幕后老板一定会彻底追查。
于是,三个人重聚了,必须再来一次行动以掩盖以往的麻烦。如果亚马逊想要再收割一把,可以第二集还是成功了,但留下了更大的漏洞。再拍第三集。总之,最后一定会全部落网。
这时,历史的真相才会出现:不是中国拍不出来这种结局,而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结局。中国拍不出来,恰恰是哈贝马斯理论造成的认知错觉。本来就不应该有好结果。中国的逻辑是讲真实的沉重、而不讲虚伪的刺激。
电影中,那个住在山顶豪宅的富豪,虽然受到了惊吓,但他甚至不需要动用任何力量去追查真相,因为系统会自动给他一个交代(黄毛背锅)。富豪的财富依然在增值,保险公司的剥削模式依然在运转,洛杉矶街头的流浪者帐篷依然林立 。这就是哈贝马斯理论的悖论:它在微观层面看似解决了人际冲突,在宏观层面却为系统的永续运转提供了合法性的辩护。
导演巴特·雷顿或许真心想探讨阶级问题(他之前的《美国动物》就有类似野心),演员们也演得诚恳,但出品方是亚马逊,最终受益者仍是亚马逊。这部片子不是革命的号角,而是沟通行动的完美范本。它让你看到一些问题,又把你拉回原地。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满足于此。我们需要续集,不是好莱坞续集,而是现实的续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