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至1996年冬，占据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楼13个展厅的温斯洛·霍默作品展是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一场画展。展出的235幅油画和素描形象地记录了霍默虽没受过正规艺术教育却毅然专注于描绘美国平凡的生活和朴实的景色，从刚开始小打小闹、敷衍草率到最后功成名就、威名远扬的艺术人生。霍默是美术界的梅尔维尔，他先从为期刊画插图起家，然后逐步实现了自己的宏愿，但他没有经历过梅尔维尔的坎坷。两人都眷恋大海，都少年老成，都善于吐故纳新，都怀揣着对创作的渴望，这让两人都能从崭新的视角去认识这个世界。在强烈感受过霍桑和爱伦·坡笔下幽闭、晦暗的描写之后，在《泰皮》和《白鲸》中，我们走进了广袤的户外世界。那些跟我一样在国家美术馆西楼看完科普利画展，来到东楼参观霍默画展的观众，一定会为霍默笔下稀稀拉拉沐浴在阳光下的人物场面所震撼——例如，1865年创作的分散在画面中的打槌球的人，穿着像孤零零的金字塔一样堂而皇之的长裙，犹如一盘盘精心摆放的水果一样活灵活现，与科普利笔下环环相扣的家庭场景画形成鲜明对比。霍默描绘内战的作品中表现的残酷、泥泞场面也可以与旅居英国的科普利精美而又兼具两性美的《皮尔逊少校之死》（参见第20—21页）中拥挤扭曲的画面相媲美。两位画家都是波士顿人：科普利生活在殖民地时期，逐渐掌握了君主制下的英国那种边缘圆润、高度隐晦的视觉分寸，而霍默则生活在一个世纪后，用画笔在空旷的草地上赋予了乡村少女雕塑般的尊严。正是霍默笔下的贫弱、精瘦、直白的清晰，让他的作品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在早期的评论家眼里，也让人难以接受。
早期的评论家之一就是亨利·詹姆斯，他曾就1875年纽约国家设计院举办的一次画展发表过评论。詹姆斯认为，霍默是美国为数不多的艺术生涯非常完整的画家之一，他被霍默的三幅参展作品深深打动，于是便用揶揄的语气赞美霍默，同时也不乏风趣的困惑。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看着霍默先生笔下那些光着脚的顽童和戴着印花棉布遮阳帽的小女孩，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下跨坐在国家铁路的栅栏上，评论家能做的就是本能地克制自己，把自己蜷成一团，这样就能钻进问题里，怀揣着一丁点儿好奇心，谦逊而耐心地仔细去琢磨……俗话说得好，霍默先生追求完美的现实主义，丝毫不在乎区分美与丑之类极其细微的差异。他是货真价实的画家，换句话说，他唯一关心的是，观察、再现他看到的东西。至于思考、想象、取舍、升华、创作、掉进别人有时竭力弥补单调视觉画面的陷阱，所有这些霍默先生全都成功地避开了。他不仅缺乏想象力，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把此类负面情绪升级为弥足珍贵的积极情绪……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厌恶他绘画的主题——光秃秃的木栅栏；刺眼而又单调的蓝天；空旷而又沉闷的大片草地；脸上长着雀斑、头发笔直的北方顽童；让人联想到一盘乡村甜甜圈和馅饼的平胸少女；印花棉布遮阳帽；法兰绒衬衫；牛皮靴。他选择了最没有画面感的景物和文明中最没有画面感的那些特征，毅然决然地把这些当作有画面感的东西去描摹，仿佛这些东西的一丝一毫都与意大利的卡普里岛或摩洛哥的丹吉尔一样美。毋庸置疑的是，他居然成功了，这权当是对他颇具胆识的犒赏吧。

这种毁誉参半的态度源自早已老掉牙的先入之见：那些在詹姆斯眼里美丽和富有想象力的画作，现在在我们看来是丑的——那些违背画家意愿、一本正经创作的画作，充斥着古板金主的铜臭味，就连最起码的真实感都没有。詹姆斯的眼光太高了，看不到霍默能精准把握氛围这样的“巨大优点”：“他顺理成章地认为，世界万物都与自身所处的光和空气的环境融为一体。”詹姆斯太欧洲化了，根本不会承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霍默必须勇敢面对户外荒凉的世界，抛弃凌乱的画室和操纵“想象力”的道具。在小说创作领域，詹姆斯发现，他的朋友威廉·迪安·豪厄尔斯的小说平淡无奇、结构混乱，马克·吐温的小说苍白无力。他始终认为，美国题材中有些东西根本一钱不值。只有在腐朽的“旧大陆”辛勤创作的那些喜怒不形于色的纯洁美国人才能入他的法眼。让他感激涕零的是，他的脑海中终于摆脱了美国人身上那种朴实而又富有乡土气息的品质。霍默没有舍弃这些品质，他旅居法国的一年(1866—1867)对他的影响微乎其微，搞得艺术史学家们都大为不解。有的艺术史学家认为，他在法国的那一年让他画作的色调更亮了。

#金刀谁剪两三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