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现代社会：战争致死率下降的三大核心原因
现代国家的制度约束
垄断了合法武力使用权的现代国家形态出现，系统性抑制了民间私刑、部落冲突与无序征伐，从制度层面大幅压缩了暴力行为的生存空间。
商业贸易的价值重构
统一、稳定的集权式国家形态，打破了地域壁垒，推动商业活动实现大规模扩展；商贸的正和收益逐步替代了征战掠夺的零和收益，商业优先于征战成为社会主流选择。
启蒙理性的认知重塑
人类理性与知识的持续积累，推动人本、平权、反战等启蒙思想广泛传播，暴力征伐不再被视为荣耀与解决冲突的合理手段，从认知底层削弱了战争的内生动力。

从古代到现代：战争致死率持续下降的底层逻辑
这一论断的核心，与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 “人类暴力下降的历史进程” 理论高度契合，其三大核心动因可拆解为制度、经济、认知三个递进维度：

制度维度：利维坦的诞生，垄断合法暴力，终结无序征伐
霍布斯 “利维坦” 理论的核心落地，正是现代国家的出现。当国家垄断了境内唯一合法的武力使用权，便从根源上终结了古代社会部落、宗族、封建领主之间的常态化私斗与掠夺；同时，具备成熟治理体系的现代国家，也建立了国家间冲突的协商与约束机制，大幅降低了无底线征伐的发生概率。

经济维度：商业贸易的崛起，重构收益模型，替代掠夺逻辑
统一集权的国家形态，打破了地域壁垒与封建割据，为跨区域商业活动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与基础设施，推动商贸实现规模化扩张。征战掠夺是典型的零和博弈 —— 一方的收益必然伴随另一方的损失，且伴随极高的成本与风险；而商业贸易是正和博弈，双方均可通过交易实现收益增长。当商业的长期稳定收益，远超征战的短期掠夺收益，社会的核心价值排序便会发生根本逆转，商业优先于征战成为主流选择。

认知维度：启蒙理性的传播，打破暴力崇拜，重塑冲突共识
理性与知识的持续积累，推动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本主义、和平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实现全球传播。古代社会中，暴力征伐被视为英雄壮举、荣耀来源；而在启蒙思想的普及下，暴力被重新定义为野蛮、反人性的行为，战争不再被视为解决冲突的优先手段。人类对生命价值的共识、对冲突解决方式的认知升级，从底层削弱了战争的社会认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