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曲协领导，当年拿刘胡兰烈士“现挂”，我痛恨不已。
如今又正能量了，招安后爬上去，真的是没有是非了！
我写过纪念刘胡兰烈士的文章，也发掘过华北敌后晋冀鲁豫乃至苏皖地区的无数个“刘胡兰”，这次又在写一位身份特殊的山西“刘胡兰”，于是想到一件事。
前些年，不少不明生物，大肆美化阎锡山的言论，模糊了阎锡山的本质属性。
不可否认，阎锡山也有所谓“保境安民”的，但介及利益搁在那里，阎锡山集团对山西人民实际上是非常残酷的。
抗战中后期，阎锡山跟日本人勾结，搞出来个《汾阳协定》，距离汪精卫那也仅仅是一步之遥。
抗战胜利后，对积极抗战的我党和革命群众，大肆挥舞屠刀。
阎锡山说：“处理人越是惨无人道，越残忍，就越能解救人。因大家看见害怕，便不敢再去接近口产口，那就是把更多的人救下来了。”
这套歪理邪说，在某些人听来，仿佛悦耳，实际上怎么做的？
各县开展杀人竞赛，谁杀的人多，滥杀无辜的摊子铺得越开，谁就可以得到提拔重用。
比如平遥县长尹遵党，创造了在“自白转生”大会上相互打脸的办法，一天就发现1000多名“伪装”分子，被树为“模范县长”，迅速提拔为专员。
据晋中各县1947年9月至11月仅两个月的统计，群众在“三自传训”中受肉刑逼供者就达8万人之多，其中被乱棍打死者达3000余人，平遥县有700余人被杀害，榆次县有540余人被杀害，清源县有300余人被杀害。
还乡团所到之处，15岁的刘胡兰、16岁的尹灵芝，两位花季少女相继惨死在阎军铡刀之下，还有我在写的这位19岁的女烈士……
由此可见，并非偶然现象。
当然，我写这些，有的“人”，一屁股坐在阎锡山和反动派的立场上去，我说啥也没用，实际上多半如此。毕竟刘胡兰都曾被赶出课本，当然又回来了，所以做了总比不做强。
没别的，写作之余，吐槽两句，累了，但还要做下去，斗争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