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倭寇之乱的平息，长期被简化为戚继光一人的武功，实际上忽视了之前各路文武官员对抗倭的贡献，也简化了倭寇之乱的根源，将其简单描述为日本趁乱入侵大明的叙事，方便用于教科书教学，但不方便用于探寻真相。

事实上倭寇侵扰并非明代独有，也不是中国独有，宋代便已有日本海寇袭扰沿海州县的记载，而且侵扰范围广大，朝鲜半岛和如今越南也深受其害，元朝中后期，随着日本镰仓幕府崩溃，国内秩序崩坏，倭患愈演愈烈，《元史·顺帝本纪》中，至正年间倭人入寇濒海郡县的记录多达十余次。

这会儿的倭寇“含倭量”还是很高的~

明朝建立后，卫所体系稳固，军队战力在线，中央到地方执行能力也没后来那么拉稀，所以明军多次重创倭寇，甚至出海征剿，永乐之后百年，倭患始终被压制在可控范围。

直到明中期，随着卫所制度全面崩坏，基层治理体系失活，国防持续腐化，恰逢日本进入应仁之乱后的战国时代，大量失去领地的武士、破产农民渡海劫掠，再加上大航海时代到来，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殖民者带来了新式火绳枪与更广阔的贸易线路，让原本零散的劫掠行为，最终演变为动摇大明东南半壁的巨患。

这场巨患的根源绝对不只是国防崩溃，朱元璋推行海禁政策所造成的巨额走私贸易市场，才是倭寇的根源，之所以推行海禁也不只为了防御倭寇，还有解决元代以来日益严重的贵金属外流问题，稳定国内市场的现实需求。

元代海外贸易高度开放，由于套马的汉子们一贯奉行粗放式管理，导致大量金银铜钱通过民间贸易流向日本、东南亚，那会儿的中国贵金属产量并不高，长期依赖外部输入，金银铜的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通货紧缩，物价波动，《元史·食货志》中便有“金银铜钱，越海买卖，违禁者罪之”的禁令，却始终无法禁绝。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国内百废待兴，货币体系亟待稳定，他在《大诰三编》中明确斥责“奸民往往私通外番，以金银铜钱、缎匹、兵器等物，违禁下海”，推行海禁，正是为了堵住贵金属外流的通道。

与此同时，朱元璋试图通过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攫取海洋贸易的巨额利润，改善朝廷财政，明初设立的宁波、泉州、广州三处市舶司，仅接待朝贡使团，民间商人一律不许私自出海贸易，便是想尝试用官方渠道垄断对外贸易，绕开民间商人，让朝廷直接赚取利润。

不得不说朱重八的脑洞确实够大~

这一制度完全超出了大明官府的执行能力，更不尊重市场规律，洪武至永乐年间，凭借强大执行力，海禁政策确实有效控制了贵金属外流，稳定了国内市场，但官方垄断海洋贸易的构想却彻底落空。

朝贡贸易秉持“厚往薄来”的原则，非但不能为朝廷创造利润，反而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而民间旺盛的贸易需求，并未因海禁而消失，反而转入地下，催生了规模越来越大的走私贸易。

把一个血赚的买卖愣是干成了血亏，在封建王朝中也不稀奇，稀奇的是愣是坚持两百年不做任何改变······

随着时间推移，海禁政策与民间贸易需求的矛盾愈发尖锐，而倭寇的纯度也越来越低。

郑晓在《皇明四夷考·日本》中明确记载，“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

胡宗宪主持编纂的《筹海图编》中更是直言，“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

明代东南地区一直是朝廷财赋重地，却也是土地兼并最严重的区域，优免赋税的特权让大量土地集中在官绅家族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沦为佃户，要么只能出海走私谋生，这就给倭乱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

所以到了明代中期，所谓倭寇，核心主力从来都是中国沿海的走私商人、破产渔民、无地流民，夹杂着日本浪人、西方殖民者与被贩卖的黑奴，他们因海禁政策失去了合法的谋生渠道，只能依赖走私，同时也会大肆劫掠，因为那时的海商都有自己的武装，随时可以无缝衔接的转换为海盗。

而这一过程中，东南沿海的官僚士绅集团，始终是走私贸易最大的受益者与保护伞。全部深度参与海上走私，要么直接派人走私，要么收受走私商的贿赂，为其通风报信，甚至动用官府权力，打压执行海禁政策的官员，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

同时，明代的税收制度也很奇葩，过度依赖农业税，对商业税的征收能力极度薄弱，比着宋朝抄作业都抄不明白，海洋贸易的巨额利润，几乎全部流入了沿海官绅与走私商的口袋，朝廷非但分不到分毫，还要承担海防的巨额成本。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朱纨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提督浙闽海防军务，他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被走私利益集团彻底渗透的海疆。此时的走私中心是双屿港，这个港口已经成为东亚最大的走私贸易枢纽，中国走私商李光头、许栋集团，日本海盗，葡萄牙殖民者在此聚集，修建了房屋、教堂、仓库，甚至设立了市政机构，常年停泊的走私船只多达上百艘，武装人员过千。

朱纨到任后，在奏疏中直言，“倭寇、番夷、佛郎机等贼倚海为窟，出没不时，诚难底诘。然此等非藉漳泉之民，虽不禁之，亦不来也”，更在嘉靖二十七年的工作报告中明确记录，“近报，佛郎机夷船，众及千余，两次冲泊大担外屿，皆自浙海双屿驱逐南下，无五澳人在内”，这里的番夷，便是葡萄牙人带来的黑奴武装。

面对这一局面，朱纨到任后立刻推行严格的保甲制度，严查通倭通番的奸民，同时整顿海防，调集福建的战船与兵力，于嘉靖二十七年三月，命卢镗率领数千民壮与数十艘战舰，对双屿港发起突袭。

明军先在九山大洋与走私商展开海战，大获全胜，生擒倭寇头目稽天、新四郎，次月便一举攻破双屿港，彻底捣毁了这个经营十余年的走私窝点，歼灭了李光头集团与盘踞在此的日本海盗、葡萄牙武装。

这场在明朝官方记载中着墨不多的战役，却给葡萄牙人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的作者费尔南·门德斯·平托，亲身参与了后续的浯屿之战，他在书中将双屿港之战描述成了毁天灭地的灾难：明军在十七天内，集结了三百艘战舰，带着六十万大军，仅仅一个上午的时间，双屿港就被夷为平地，一万多名基督徒包括八百名葡萄牙人被活活烧死。

朱纨和卢镗看了得笑死，此战他俩能调动的正规战舰不过几十艘，卢镗率领的兵力满打满算也就六千余人·········

双屿港之战后，朱纨乘胜追击，对逃窜到福建沿海的走私残部展开清剿，而他在审讯稽天、新四郎时得知，走私头目林烂四曾前往日本，面见西部的大名，称“我大明买卖甚好”，得到了大名的资助，携带番铳、倭刀、藤牌等武器来华，更招供尚有百余倭人在后续船只中尚未抵达。

朱纨一面将供词上奏朝廷，一面就此事质问在华的日本使节策彦周良，日本使团却矢口否认与此事有关。但让朱纨没有想到的是，他还没来得及继续清剿，来自东南官场的反扑便已到来。

以绍兴知府为首的一众官僚，纷纷要求为稽天、新四郎翻案，诬陷朱纨屈打成招，他们找来与稽天有交往的庶民周富担任翻译，进行第二次提审，稽天、新四郎当场翻供，声称自己是萨摩州人，良民大大滴，以前还救助过遭遇海难的中国人呢，此行只是为了向拖欠债务的中国商人讨债，绝非倭寇。

随后，弹劾朱纨的奏章雪片般送入北京，罪名无外乎滥杀无辜、杀良冒功，而这些弹劾的背后，是浙江、福建官僚体系的集体发难。这些地方官员，几乎都深度参与了沿海走私贸易，他们的家族亲属更是走私的直接参与者，比如宁波府推官张德熹，他的叔叔张珠便是双屿港的常客，与走私头目许栋往来密切，张珠本人死于朱纨的清剿，张德熹自然对朱纨恨之入骨。

朱纨在奏疏曾说“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他本打算南下福建，彻底铲除走私残部，地方官员却提前向葡萄牙海盗通风报信，重要人证稽天，也莫名其妙地死在了狱中，明显是被灭口了，证据链就此断裂。

即便如此，朱纨依旧在嘉靖二十八年发起了浯屿之战，围困逃窜至此的葡萄牙武装，沿途截杀援兵船队，走投无路的葡萄牙人只得在当年年底乘着季风大部逃窜，未能撤走的倭寇与葡萄牙人，在走马溪被明军全数歼灭。

但走马溪大捷，彻底耗尽了朱纨的政治生命，沿海的利益集团“素得通番之利，一闻剿寇之捷，如失所恃，众口沸腾，危言相恐”，此时的嘉靖皇帝，正沉迷于修道炼丹，对朝堂之事不闻不问，大权尽落于严嵩父子手中，闽浙的官绅世家早已用重金买通了严党，朱纨的所有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嘉靖二十九年，朝廷下旨，将朱纨革职查办，押解进京问罪，卢镗、柯乔等参与作战的将领，也尽数被抓入大牢。朱纨心灰意冷，对身边人说，“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随后，他在狱中写下绝命词，饮药自杀，以死明志。

朱纨死后的两年间，东南士绅与官僚为了彻底否定他的政策，抹杀他的功绩，竟直接将浙中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明世宗实录》中记载，嘉靖三十一年，浙江沿海卫所军备全面废弛，整整一年时间，浙江竟没有设立巡抚，海防事务无人主持。

同年四月，朝廷正式废除了朱纨推行的海禁令，满足了东南士绅集团的诉求，但他们没有想到，被他们亲手废掉的卫所与水师，拦不住走私商船，更拦不住海盗与倭寇的黑吃黑。

没有武力保护的所谓自由贸易，最终迎来的只能是劫掠与毁灭。

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仅有六十人的倭寇队伍，在盐邑演武场北新塘嘴从容登陆，拉开了东南倭乱全面爆发的序幕，而此时的明朝东南海防形同虚设。唐顺之在奉旨巡查海疆后记录，处在倭乱最前沿的定海卫、观海卫、宁波卫，满编兵力均为五千六百人，此时宁波卫仅存一千一百余人，观海卫仅存一千余人，即便是情况最好的定海卫，也只剩两千余人，缺额超过六成。

水师的情况更糟糕，国初设战船四百三十有九，其原设官船坏缺又漫不料理，乃仍雇募渔船以资哨守，损坏的战船无人修理，缺失的不予补充，到倭乱爆发前夕，竟沦落到要雇募渔船来执行哨守任务，即便是朱纨主政时期，也需要从福建借调战船才能作战，此时更是连像样的战船都凑不出来。

沿海卫所的军官，甚至要去拜走私船主的码头，比如临观水师的军官张四维，竟要靠给走私头目王直送货来维持水师的运转，而倭乱全面爆发后，他成了抗倭最积极的军官之一，最终生擒王直的战役，也是他与戚继光一同指挥的。

嘉靖三十四年，一股仅有六七十人的倭寇小队，从浙江绍兴登陆，一路烧杀抢掠，穿过杭州、严州、徽州，竟然一路杀到了南京城下，南京城内驻守的十几万明军，竟然紧闭城门，不敢出战，任由这股倭寇在城外劫掠数日，才扬长而去，整个东南半壁，已经糜烂到了极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才不得不调派有实战经验的将领前往东南平倭。

嘉靖三十一年，俞大猷受举荐，调任浙江宁、台、温诸郡参将，正式投身抗倭战场；

嘉靖三十四年，戚继光从山东调往浙江，任浙江都司佥事，次年升任宁、绍、台参将，开始了他在东南的抗倭生涯。但此时的明军卫所兵比之前更烂，内鬼多如牛毛，俞大猷与戚继光率领数千明军，在月港围剿陷入绝境的数百倭寇，屡屡损兵折将，即便是戚继光练成戚家军之后，创造了战无不胜的战绩，也只是解决了军事层面的问题，却无法触及倭乱的根源。

事实上东南倭乱的最终平息，从来不是只靠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武力征讨。

隆庆元年，明穆宗批准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请，在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东南沿海的商民终于获得了合法的海外贸易渠道，持续了两百余年的海禁政策，出现松动，走私贸易的需求大幅下降，倭寇失去了最核心的人员与物资来源。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局势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丰臣秀吉逐步统一日本，国内秩序趋于稳定，浪人数量大幅减少，倭寇的兵源逐渐枯竭。

正是合法贸易的放开、日本国内局势的稳定，再加上戚继光等人的军事打击，三者共同作用，才让持续数十年的倭乱逐渐平息。德川幕府推行锁国政策之后，沿海仍有零星的倭寇侵扰，但规模与频率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纵观整个明代倭乱的始末，自始至终，动摇大明江山的，从来不是隔海而来的日本浪人，而是明朝自身腐朽的官僚体系、脱离现实的政策设计、崩坏的基层治理、失衡的税收制度，以及那些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勾连外敌、残害同胞的衣冠之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