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怒批心理治疗中的情绪调节：助长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不简单]】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越来越成为心理治疗的核心。例如，当夫妻或家庭遇到问题时，治疗师可能会建议来访者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并提供一些指导和练习。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可能无意中为新自由主义理念站台，使咨询室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扩张的场所，从而对来访者造成压迫。

美国期刊《家庭过程》刊登了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等机构研究者的一篇述评文章。文章指出，心理治疗常用的「情绪调节」恐怕并非政治中立的技术工具。将问题归咎于个人的情绪调节，忽视了结构性力量：政治经济与文化历史如何塑造情绪？将情绪治理好，到底使谁受益、对谁不利？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新自由主义」。法国哲学家福柯将其界定为，既是一整套社会经济政策，又是一种治理形式，这种治理能够产生特定类型的人格或主体性（对市场做出反应的、自我优化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经历了从government（国家负责治理）到governmentality（政府责任被分摊给个人）的深刻转变。随着西方政府放弃此前的承诺（例如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人们自我监督、自我完善、自己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

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一个人的生活，变得与市场逻辑密切交织在一起：个体被视为经济主体，其价值可能由他们的就业能力和生产力所决定。甚至连诸如快乐的积极情绪，都被概念化为个人必须努力才能成功实现的事业。由此，经济不稳定、分配不平等、社会缺乏支持等因素造成的个人困境，都被归因于个人选择错误、能力不足、不够努力。

文章指出，某些心理治疗形式，可以为（西方）统治阶级散布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供媒介。而「情绪调节」正与新自由主义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与此有关的流行话语常常反映了这样一种想法，为了成功，人们必须策略性地改变自己的情绪。具体而言，情绪调节作为新自由主义情感治理的技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①情绪调节本身被当作一种可交换的“情感资源/商品”（类似人力资本的一部分），情绪自控与“会管理情绪”成为可被评价的能力。家庭成员纷纷投资于此，目标是成为一个“好”伴侣、“好”孩子、“好”家长。

②情绪调节的话语，可以帮助个体主义新自由主义推卸责任。失业、工作不安全、强制移民、财富不平等、大规模监禁、社会性死亡（不同于汉语流行语中的“社死”，而是指社会身份和联系的丧失），这些伤害和困境因个体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结构而起，但受伤的个人所得到的药方却是：你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③情绪调节还可以作为主体化技术（technique of subjectification），使来访者学会持续的自我监控、自我优化，努力把自己形塑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主体（高效的、可控的、喜欢卷来卷去的、可雇佣的），最好不要让企业担心员工情绪崩溃或因焦虑、沮丧、倦怠而影响工作进度，员工有义务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不只是情绪调节，文章的批评还暴露出心理治疗的深层局限。例如，一个经常生气和怨恨的女性，可能需要的不是学会如何管理愤怒和怨恨，也不是伴侣的同情或安慰，而是需要更公平地分配家务和养育责任，或是需要宏观社会结构做出改善——这不是典型的心理治疗所能够解决的。

作者对心理治疗从业者的实践建议是：和来访者一起思考心理痛苦的社会结构渊源。情绪调节并非一无是处，但需要仔细考虑，什么时候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是有帮助的，但在哪些情况下，有必要正视造成压迫的结构性因素，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要适应它。例如，当老板想要的成果大幅超出了其所给予的资源，员工的痛苦情绪可能恰是自然的反应。

此外，治疗师还可以鼓励来访者反思自己是否过度内化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过分要求自己为一切负责，而忘记问一问，我的人生价值仅仅取决于我能为老板创造多少利润吗？被命名为“懒惰”的行为，是否只是必要的休息和恢复？这些思考的视角都可以冲淡“你要为自己没管理好情绪痛苦而负责”的逻辑，让来访者有更广阔的空间创造和承认各种形式的自我、关系、情感，而非仅将契合经济运作的自我、关系、情感视为唯一目标。

来源：Smoliak, O., Rice, C., Rudder, D., Tseliou, E., LaMarre, A., LeCouteur, A., Gaete, J., Davies, A., & Henshaw, S. (2025). Emotion regulation as affective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Family Process, 64(1), e13064. doi: 10.1111/famp.13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