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流动的精神地图——王尧《桃花坞》读札
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不少经典作家都以某一具体的地理空间作为小说发生地，“故事与地方往往紧密相连，无法区分”，成就了文学史上一个又一个意蕴深厚的文学空间。无论是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还是马克·吐温笔下的密西西比河、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无论是鲁迅笔下的鲁镇、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还是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山区……，作家们在虚构的文字中将地理与文学相叠加，创立了独树一帜的文学空间，成为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存在。如果说王尧的《民谣》以诗性的方式建构起了关于镇、村、县的地理景观，那么最新问世的长篇新作《桃花坞》则更为直接地书写与呈现了作为地理与文学空间的“桃花坞”。小说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在苏州桃花坞大街上方家与黄家两个文人家庭的故事，演绎了半个世纪的时代动荡中以方家三代人为代表的江南文化人的不同命运，表征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断选择与成长的精神历程。小说在浓郁的江南风情、文化习俗的书写中，也重塑了苏州的文学地理学，彰显了“桃花坞”空间的地方性的审美经验。
相较于《民谣》的散文化、片段化的叙事风格，《桃花坞》回归了传统的小说叙事，在日常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交错推进故事的发展，以写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这些文化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心路历程。《桃花坞》并不以传奇故事取胜，而是不疾不徐，绵里藏针，在不同的空间中自然切换展开故事。小说主要以苏州桃花坞作为小说的地理文化空间，但主人公方后乐等人又经历了多次地理空间上的移动，从苏州到上海，从杭州到昆明，从北平到哈尔滨，地理空间的变动不仅展演了风云激荡的时代背景，尤其是全民抗战的历史场景，而且也直接影响了方后乐等人观察现实的视野，触发了其思想的转变与命运的转轨。可以说，这些地理空间，与苏州桃花坞空间一起，共同建构了一幅流动的精神地图。因此，空间书写如何成就了《桃花坞》中的文化与历史隐喻，空间变动如何与人物的精神成长互为表里，地域的记忆如何参与主人公的自我与情感的生成等等，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也不失为进入与阐释《桃花坞》文本世界的有效路径。
一、作为生活方式的“桃花坞”
《桃花坞》的叙事空间以苏州的桃花坞大街为中心，充满江南意味的日常生活景观，构成了小说人物命运的浓郁底色。迈克·克朗（Mike Crang）在《文化地理学》中指出：“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换句话说，文学作品与地理景观其实是彼此塑造的关系。小说中的“桃花坞”作为被建构的文学空间，不仅是苏州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更是带有文化想象的独特意象，当然蕴含了作者对江南日常生活的情感想象。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曾经界定过所谓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空间，“第一空间”的视野和认识论模式“关注的主要是空间形式具象的物质性，可由经验描述的事物”，“第二空间”“是在空间的观念之中构思而成，缘起精神或认知形式中人类空间性深思熟虑的再表征”。而“‘第三空间’的探索可被描述和刻进通向‘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如果说现实中作为地理空间的桃花坞是第一空间，那么小说中的桃花坞则是作者构思而成的、由真实到想象的第二空间与第三空间的融合，是一种基于真实存在的想象空间。作者成功地以文学想象重塑了“桃花坞”这一充满江南烟火气的地理景观。
王尧在访谈中回应《桃花坞》中历史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张力问题时谈道，自己是有意识地让“历史”回到“日常生活”，“我写了日常生活的美好，也写了方后乐对桃花坞日常生活的检讨。在这个意义上，《桃花坞》是回到了小说传统，写苏州的小说，我觉得应当有烟火气”。作者为了着力渲染苏州的烟火气，几乎调用了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各种可以感知的维度，这倒呼应了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观点，他认为空间生产的维度之一是可感知，“空间的这种可感知的方面，直接与构成空间的物质性要素相关联”。桃花坞大街上的烟火气是卖糖粥的声音，是有意插入的苏州话的对白，是砂锅上五香酱鸭飘逸而出的香味，是花生、炒栗子、烘山芋的味道，还有黄阿婆临河的窗外挂着的充满视觉冲击力的咸肉、腊鸡、香肠、青鱼干……。即使是身处社会最底层、以担水为生的小人物黄天荡，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是从吃头汤面开始的。这是桃花坞大街普通百姓的缩影，也是作者在苏州生活四十余年对苏式生活的理解。日常生活的世俗性与江南文化的诗性，氤氲其间，绵延不绝。但是，这种诗性很快就会面临战争的冲击，随着抗战的兴起，无数普通人的命运都将被抛入伊于胡底的时代洪流。作者越是不动声色地描摹这种人间烟火，越是寄寓了对历史的残酷、命运的偶然的无限感慨。
小说中曾反复描写了日常生活空间中的一只藤椅与一对小木椅，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日常物件，也成为桃花坞大街上人物命运的重要隐喻。如果说藤椅代表了方梅初、周蕙之一代人的情感羁绊，那么小木椅则是方后乐、黄青梅之间的情感联结。一般而言，空间总是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一个人（即在相关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将自身与空间联系在一起，在空间中安放自己”，也就是说，主体要在空间中为自己找到一种定位、位置和立场；另一方面“空间充当着中介的或调节的作用”。周蕙之怀孕时常坐在藤椅上晒太阳，院中的藤椅承载了周蕙之对逝去母亲的怀念。周蕙之失踪后，方梅初习惯性地躺在窗台边的藤椅上，仿佛仍和妻子坐在一起，这是属于他的缅怀方式。明月湾的码头上，方后乐与黄青梅的两把小椅子代表了避难时期延续的情谊，黄家离开苏州准备前往香港前，只留下了黄青梅的那把小木椅，似乎隐喻着青梅可能的归来。通过空间中的藤椅、小木椅等介质，小说中的人物主体得以安放自己的情感，桃花坞空间又为主人公们提供了情绪调节与情感慰藉的功能，而读者也透过这些介质，可以进入到桃花坞的小说空间，从而理解人物的日常生活与情感命运。“这些生动的细节处理，也构成了《桃花坞》别样的‘历史叙事诗学’”。
在动荡的大时代背景下，地理空间的景观变化，显然都不再是简单的闲笔，而可能寄寓了作者特殊的情感，与人物命运互为映照。比如粉墙黛瓦作为典型的江南地理空间，就是作者着意塑造的空间形象之一。小说前半部写到苏州的粉墙黛瓦，由于时间流逝，风吹日照，粉墙染上了黛色，似乎暗示生活其间的人们也在发生变化，或成长，或老去，或固守，或离开。当方后乐多年后重回桃花坞，苏州仍是过去的样子，但粉墙黛瓦如同丧幡上写着黑字“奠”，其象征意义已经由过去对时间流逝的感叹转变为城市沦陷后的哀悼。借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话来说，粉墙黛瓦作为苏州的空间构造物，在这里已然“被创造和利用作为人类记忆和社会价值的固定标记”。再比如灯光与灯笼作为小说的空间构造物，也是表征桃花坞日常生活的重要意象。“小城已经万家灯火了。桥上没有灯，阊门西街和桃花桥路上三三两两的灯光，从两边漫漶过来，到了桥上已经若有若无。”桥上的灯光微弱，暗示了将引出周蕙之母亲难产而亡的不幸往事；“窗前的灯是家宅的眼睛”，周蕙之总是从桃花桥看方梅初书房中的灯光是否亮着，以此探知对方的心理状况；元宵节观灯之后，方后乐将灯笼挂在桃花桥上以为祈福，而现在那灯笼在风中发抖，喻示着桃花坞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沦陷中岌岌可危，同样的日常风景早已因主人公的心境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小说从各个不同的感知维度，深入苏州文化的肌理皱折，书写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桃花坞空间。桃花坞大街作为充满烟火气的江南市井形象，与其他繁华街巷相比，它的烟火气是内敛的。对居住在桃花河两岸的人家来说，站在桃花桥上看日出日落，在嘈杂市井声中感受黄昏灯火渐亮是最为宁静温馨的时刻。然而，这份宁静温馨的背后已然危机重重，巨大的历史变故已然到来。如何应对汹涌而来的危机，重新寻找与现实的关系，确证自身的生命价值，已经成为桃花坞大街上“方后乐们”必须面对的沉重问题。
二、流动的“他者”空间
“从杭州到苏州，从苏州到庐江，再从苏州到昆明，时空变了，但他看世界的眼光从那一天开始的。”《桃花坞》最突出的设计是有意识地通过地理空间的转换来呈现主人公成长、追求与选择的轨迹，在空间的流动中，重新建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地图。迈克·克朗指出：“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桃花坞以外的城市空间代表了主人公的出走和寻找，也承载着新的可能和希望——这些空间既代表着可能的未来，可能也暗示着以桃花坞为代表的传统乌托邦想象的失效。
随着方后乐与黄青梅从初中生成长为高中生，生活的未知与更广阔的未来向两人敞开。小说中周兰送给方后乐的那个地球仪，此刻转动起来了。地球仪的转动意味着逐渐成长的方后乐开始凭借清晰的主体意识，拓展自己的人生地图。过去的诗性生活因为战争而不复存在，与桃花坞诗性空间相对照的，是方梅初一家避难的苏州明月湾。明月湾的山野湖泊作为桃花坞的“他者”，是与作为城市空间的桃花坞迥然不同的世界。从城市避难到乡村，让方后乐他们可以暂时远离熟悉的桃花坞，反省自己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困境。对于暂避明月湾的方后乐来说，一面是沦陷的桃花坞大街，一面是世外桃源般的湖风山色，“国破山河在”的感受更加深刻与具象。在明月湾与秀姨一家相濡以沫的日子，让方后乐拥有了由不同空间构成的记忆，宁静的明月湾与沦陷的桃花坞，在他心中不断浮现与冲突。空间的转移也让方后乐的认知发现了根本的改变，此前情感所向的桃花坞变成了模糊不清的空间，在战争的摧残下，它不再是“天堂”，反而可能是人间的“地狱”。
显然，明月湾作为暂时避难的“他者”空间，已成为审视桃花坞的另类参照。从自我与“他者”空间的关系来看，“自我的对称性是投射出来的，尽管自我倾向于在‘他者’中辨识出自身（self），但它实际上与自身不是一回事：因为‘他者’只是作为一个颠倒的形象来表现‘自我’的”。明月湾作为桃花坞这一“自我”的“他者”空间，代表了某种静止、自由和更为亲近的自然空间。越是人烟稀少，自然的声音反倒越加凸显。当城市沦陷，自然似乎更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桃花源”。随着战事的发生、苏州的沦陷，传统的乌托邦想象在现实动荡中失效了，方后乐伤感地告诉黄青梅：“从前的桃花坞，我们回不去了。”
经历了周蕙之失踪、黄道一遭难等重大变故后，代表了自然空间的明月湾显然也已无法成为另一个“桃花源”，方后乐与黄青梅最终决定前往昆明西南联大求学。方后乐早在祖父方黎子书房中听到章太炎、鲁迅、上海事变时，就开始意识到了当下中国仍在铁屋中的境况，这影响了他看待世界的眼光。明月湾避难后，象征民主与自由的西南联大，成为方后乐与黄青梅的最终选择，这显然预示与代表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与信仰。昆明时期，那些与苏州颇为相似的市井气息，让方后乐想起了桃花坞的生活，想起了母亲周蕙之。远在大后方的方后乐，在“他者”空间下反而体会到了过去在桃花坞不曾有体会到的“感觉结构”。“感觉结构可以被定义为溶解流动中的社会经验，被定义为同那些已经沉淀出来的、更加明显可见的、更为直接可用的社会意义构形迥然有别的东西。”15尽管最初离开桃花坞的方后乐是为了寻找新的“桃花源”，但在经历了“溶解流动”的社会空间后，那些过去习以为常的平静日子在城市沦陷之后反而显得格外珍贵，方后乐此时才意识到，所谓“桃花源”其实就是过去那种平淡、平静、日常、美好的生活，而非别处实有的乌托邦空间。随着城市与家宅的倾覆，方后乐、黄青梅等人被迫出走，在情感的断裂中，明月湾、昆明等地成为避难漂泊之地，却也作为“他者”使主人公发现了桃花坞空间别样的意义。
未完待续……
#文学# #作家出版社# #文学的意义# #桃花坞# #王尧# #文学有得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