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冯文明在葬礼上投火之举的理解
1️⃣文成帝与冯文明
“年十四，高宗践极，以选为贵人，后立为皇后。”
《魏书·列传·卷一》
这里的14岁指的是冯太后在太安二年（456年）被立为皇后的年纪，魏书写过，太和十四年（490年），49岁的冯太后过世。“十四年，崩于太和殿，时年四十九”，史书中一般以虚岁论，可以推断冯太后生于442年，拓跋濬即位于452年，那么冯太后被选为贵人就应当是11岁。
“（太安）二年春正月乙卯，立皇后冯氏。”
《魏书·帝纪·卷五》
太安二年（456年）被立为文成帝皇后可以视为文明太后发迹的标志。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文成帝的乳母常氏，即后来被尊为昭太后者。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先考察文成帝的另一位贵人李氏的事迹。
2️⃣文成帝与李氏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国蒙县人，顿丘王峻之妹也。……及长，姿质美丽。世祖南征，永昌王仁出寿春，军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镇长安，遇事诛，后与其家人送平城宫。高宗登白楼望见，美之，谓左右曰：“此妇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台，后得幸于斋库中，遂有娠。常太后后问后，后云：“为帝所幸，仍有娠。”时守库者亦私书壁记之，别加验问，皆相符同。及生显祖，拜贵人。太安二年，太后令依故事，……遂薨。后谥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飨太庙。”
《魏书·列传·卷一》
昭太后压制李氏非止一日，几乎从李氏入宫之始就受到昭太后的非难。
据《高宗纪》记载，文成帝于兴安二年十二月甲午还宫。此后半年内他从未离开平城，直到兴光元年六月丙寅才又出行，到阴山却霜。此时李氏怀孕已八九个月，文成帝却不让这位南方妇女留在宫中，而是将她带到了阴山之北。三十四天以后，献文帝在阴山之北诞生。
李氏分娩以后，文成帝一行并没有随即结束却霜活动，直到下个月的乙亥日，即三十六天以后才回到平城。从六月丙寅到八月乙亥的七十天内，文成帝做了哪些事情呢？在有关史料中我们只能看到两件事：
第一件，在献文帝出生的第二天辛丑日宣布大赦和改年号；
第二件，拜李氏为贵人。
文成帝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给李氏母子以尊崇的地位。
看起来，我们虽然不能说文成帝七十天的阴山却霜之行仅仅是为了李氏一人的分娩，也至少可以说李氏的分娩是当时文成帝心目中的主题。
联系李氏的妊娠被昭太后“别加验问”和后来李氏又被昭太后“令依故事”的事实，引导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文成帝和李氏在宫中遇到了难以排除的困境，为了李氏能顺利生产，文成帝竟不得不带她远涉阴山。那么，哪个人居然能在宫中将皇帝和他宠爱的人逼迫到如此地步呢？只有当时宫中权势最盛的昭太后常氏。
经过文成帝的一番用心良苦的安排，李氏顺利地生产，她在宫中的状况似乎也应通过被封为贵人而得到改善。
但是，祸伏福中，太安二年，李氏还是死在了昭太后之手。昭太后杀李氏的理由是很冠冕堂皇的，那就是老祖宗立下的子贵母死制度。但是，制度本来就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且文成帝时期的内外形势早已不同于道武帝时期了，李氏的死活实际上完全取决于当时在宫中执掌大权的昭太后。而昭太后非要置李氏于死地，除了贯彻执行老祖宗立下的规矩外，更重要的是不愿由着她向皇后的方向发展。
李氏死于太安二年（456年），与新皇后冯氏之立正好在同一个月。一悲，一喜，紧相衔接，但这决非偶然，说明两人的死与荣密切关联。说穿了，杀李氏正是为了立冯氏。倘如是，冯氏之立自然就是出于昭太后的意志。甚至于最初被选为贵人也是出于当时刚刚被立为皇太后的常氏的意志。
3️⃣冯文明在葬礼上的扑火行为怎么理解
“高宗崩，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以烧焚，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苏。”
“显祖即位，尊为皇太后。丞相乙浑谋逆，显祖年十二，居于谅暗，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
“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杀戮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
《魏书·列传·卷一》
文成帝生前最宠爱的并非文明太后，而是献文帝的生母李贵人，但李贵人后来被支持文明太后的昭太后依子贵母死制度处死。因此，文明太后对文成帝究竟有多深厚的感情是颇值得怀疑的。另外，观同传下文记载“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等语，便可知文明太后绝非殉情之人。
文成帝驾崩之际，拓跋弘年仅十二岁，冯太后也不过二十四岁，孤儿寡母主少国疑，冯太后明显处在权力真空与身份敏感的双重困境之中，而他们的敌人乙浑却老谋深算，在搞阴谋诡计这件事上轻车熟路。
五月十一日文成帝去世，十二日拓跋弘继位，十三日乙浑就矫诏宣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进宫，而后将三人杀害。目睹这一切的拓跋弘和冯太后，心惊胆战，只能眼睁睁看着三人被权臣所杀。
在这样朝野震荡危机环绕的情势下，我们可以想到，冯太后是没有时间也绝不可能放任自己沉溺在悲伤之中的，纵观冯氏一生果决多智、能行大事的政治特质，丧仪上的投火“殉情”之举，看似是骤失伴侣、哀恸欲绝的情感流露，实则是经过理性权衡的政治表演。是用自己的性命做一场豪赌，以极端的行为塑造自己忠君贞烈的形象，既消解了汉人皇后在拓跋鲜卑政权中的合法性疑虑，又以道德悲情赢得朝野上下和鲜卑宗室的同情与拥戴，为她日后密定大计诛除乙浑、临朝听政积累了关键政治资本。
这一行为是情感表达与政治权谋高度结合的标志性事件，亦是冯太后政治生涯中极具象征意义的开局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