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推荐书目# 【“有这么一本书，真是太好了”】《汉魏六朝诗选》
是什么样的诗选，能让读者发出这样的感慨：

“感谢余冠英先生。有这么一本书囊括汉到隋的优秀诗歌真是太好了。”

这本书就是余冠英先生选注的《汉魏六朝诗选》。

人们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中国人给孩子取名，讲究男《楚辞》，女《诗经》。

中国人对诗歌的喜爱和传统，可见一斑。

但是，在《诗经》《楚辞》之后，在唐诗之前，这段时间内的中国诗歌是怎样的风格？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特质，又是如何承前启后的呢？

余冠英先生选注的《汉魏六朝诗选》，正为我们大众读者填补这个空白，让我们感受中国诗歌从诗经到唐诗演变传承的魅力。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读者这样评价这本诗选：

“开始喜欢唐之前的诗了，爱它们古朴深沉。在故人的情绪和文字中，寻找一条现世的出路。”

余冠英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古典文学专家，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校。

余冠英先生研究先秦汉魏六朝诗歌数十年，是研究乐府诗的专家，多年来他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及“汉魏六朝诗”等课程，课余之暇，常发表一些有研究心得的文章。

他一生与古代诗歌结缘，研诗、品诗、写诗、谈诗，在思古与创新、内化与外形、时代与个人之间，历经了一生的探索追问。

余先生之谈诗，能够深入浅出，后积而薄发；余先生之诗作，格高而语润，不矜才，不使气；余先生之处世，秉持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退之际体现出一位诚实学者的人格魅力。

在余先生已经面世的学术成果中，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的是几种古代诗歌选本，包括《诗经选》、《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唐诗选》（合作）等，这些选本的编写，占去了他许多科研时间和精力。

一位在１９４９年前已经知名的学者，为何要花如许多精力来编选本？

今天的读者也许难以理解这一做法，对此要结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背景考察，方能有所理解。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普及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新形势，广大干部和青年学习古典文学的愿望十分强烈，这是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全国都有不少著名专家来从事这项工作，如高校的冯至、浦江清、朱东润、苏仲翔、龙榆生、王季思、马茂元等教授，也都编有古代作品选。此其一。

其二，这也是文学研究所科研规划中的任务，当时所内其他老专家也承担了类似的工作，如俞平伯、钱钟书、王伯祥等，不特余先生为然。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余先生对这项工作非常认真，并不因为作品选带有普及性质，便予以轻视。大专家也不妨做普及工作，只要做得好，无损于学术工作的圣洁崇高，也无损于学者本身的声誉。

他在这里表现出的，正是一种治学上的平易作风：凡是社会需要的，我都可以做，即使是做带有普及性的工作，也值得。

余先生的几种诗歌选本，当时社会影响很大。可不要以为这只是普通的读物而已，从纯粹的学术眼光去考察，它们的质量是很高的。

他实际上是将这几部作品选注当做一项严肃的学术工作来做了，所以他的许多学术心得、学术创见都融注进了这几部选本，使之具有了一般选本少有的学术精品品格。

我们只需看在它们问世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中，相同领域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选注本，而那些后出者尽管有更多的参考材料，却很少能够在质量上有所超越。由此即可明白，编选本也不是人人都能手到擒来的，而选本的生命力也决定于其所蕴含的学术成色是否充盈。

中国诗里的两个传统

中国诗里可以说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由三百篇以来的民间诗歌的传统；这个传统二千年来从未断绝，它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生活，从民间产生的艺术创作的传统。

另一个就是文人诗的传统，这是过去的中国文学史里所讲的主要内容。但这二者之间是有关系和有联系的。

鲁迅先生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鲁迅书简》致姚克第十七信）

就文学史的源流演变考察，鲁迅先生这话是完全正确的。民间文学的内容极其丰富生动，因为人民的生活和语言本身就是生动丰富的；而这也就是传统的文人所以要模仿它的原因。

但民间文学也有它的难以避免的缺点；因为封建社会里的人民还没有可能掌握文化这一武器，因此民间作品也就很少集中和提高的机会，所以“里巷歌谣”的发展进步的情形就比较缓慢，艺术就比较粗糙；但这些都掩盖不了它那内容上的丰富与光彩。

我们文学史上有许多著名的诗人，他们所以能有伟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直接（从歌谣）或间接（从保存下来的乐府诗）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健康的营养；屈原这样，曹子建这样，杜甫、白居易，无不如此。

毛主席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产，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使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相形见拙，它们是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清楚地说明了民间文学的宝贵价值，和以民间文学的健康特色为基本内容的加工后的文学作品的价值。

汉魏六朝诗歌八百年

从汉兴到隋亡约八百年。在这一段时间里，诗歌园地中生长了不少花果。

余冠英先生选注的《汉魏六朝诗选》想通过这个选集向读者介绍其中重要的部分。这里选录的诗约三百首，其中有几组或几家的诗选得比较多，从数量上可以看出这些是重点部分。

在汉代诗歌里重点部分是乐府歌辞中的民歌和无名氏的五言诗（包括《古诗》和曾经被误认为李陵、苏武所作的那些“别诗”）。

魏代的重点是曹植和阮籍的诗。西晋的重点是左思的诗。东晋的重点是陶渊明的诗。刘宋一代以鲍照的诗为重点。南齐以谢朓的诗为重点。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各为重点之一。

庾信的诗也是一个重点。从这些重点部分可以看出乐府民歌和无名氏的作品在汉魏六朝诗里占了不小的分量。

选集分为四卷：汉诗一卷，魏、晋诗一卷，宋、齐诗一卷，梁、陈、北朝、隋诗合为一卷。

从汉魏六朝诗的发展过程看来，两汉是由于民歌被大量集中、整理、加工，在《诗经》《楚辞》之后开创诗坛新局面，又在这些民歌的丰富营养和《诗经》《楚辞》的一定影响之下，产生五言诗体的时代。

魏晋诗歌（以五言为主）在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这些优秀作家的手里，沿着一条现实主义道路，继续发展，形成《古诗》之后的新的典范。

在东晋、宋、齐，长江流域和汉水流域产生大量民歌，宋、齐是诗歌在民歌的新影响和其他新条件、新要求之下变化翻新的时代。

梁至隋是“宫体诗”的逆流泛滥，形式主义的影响较大，杰出作品比较稀少的时代。

北朝诗歌除民歌呈现异彩之外，文人诗的作风和梁、陈大体相似。

这些诗真实地直接描写了下层人民的悲苦生活。例如《妇病行》写一个穷人，妻死儿幼，向人乞讨；《十五从军征》写一个老兵，从十五岁服兵役直到八十岁，临了却无家可归。

只有生活在这些受难者之间的人，才会以那样同情的精神歌唱这些故事。

这些诗也反映了人民对于这种生活的不满和反抗，例如《东门行》，写一个贫民因为无衣无食铤而走险，《战城南》和《东光》写军士对于战争的诅咒，都有鲜明的斗争性。

这些诗也描写了上层社会的生活，用人民的眼光来作批评。例如《陌上桑》暴露了使君的丑恶和愚蠢，赞美了罗敷的坚贞。《陇西行》称扬了一个独力支持门户的“健妇”。其中的爱憎褒贬，显然和统治阶级文人所持的标准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