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丰台区汉晋时期沉船遗址
#考古# 2025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丰台区万泉寺遗址的发掘中，成功揭露了3艘汉晋时期沉船（图2-3）及相关河道遗存。船身烙印的“官”字（图4），更是揭开汉晋时期官办漕运体系的珍贵实物证据，是将技术史与制度史研究紧密结合的罕见物证。
遗址位于永定河故道范围内，地处“北京湾”冲积扇核心（图1），永定河古称㶟水，汉晋时期水量丰沛，是连接华北北部与中原的重要水道。沉船埋藏于永定河故道之中，为复原汉晋时期㶟水的位置、水文环境及变迁过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此前，新宫遗址（http://t.cn/AXf6wlWT）东北部也曾发现疑似永定河故道的古河道，自西北向东南流过，距现地表深约2米，河道宽约132～146米，深8～10米。
东汉末至魏晋时期，中原政权与北方乌桓、鲜卑等民族互动频繁。史料记载，曹操北征乌桓（公元207年）时，曾开凿平虏渠、泉州渠以通漕运。丰台沉船所在的古永定河正是通往幽州及塞外的关键水道。“官”船的发现，为探讨这一时期军事物资运输、政权对北方边地的经略提供了关键的实物佐证。3艘沉船还证实，汉晋时期古永定河（㶟水）已具备通航条件，并存在一定规模的水上运输活动，为北京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找到了更早的历史源头。
3艘保存较好的平底木板船，是迄今中国北方发现的体量最大、结构最为完整的内河古船。船三体量最大，总长15米，最大宽度2.5米，舷高1.0米。“榫卯＋木钉＋铁钉”的复合连接工艺、“空梁＋底梁＋竖撑＋隔板”的分舱方式，以及船身6:1的长宽比例等，代表了汉晋时期北方内河漕船制造的高超水平。“榫板＋木钉”（图5）的结构与西安“丝路一号”沉船相同，可能与广泛应用于罗马时期地中海地区的技术有关联，是东西方文化和技术交流的新例证。
经地层分析，3艘古船所在的河道（HD3）呈“东北-西南-东南”环状，宽约20米，深5.5米，推测原是一处水湾，附近可能存在码头设施（图6，古船与所处河道复原示意图）。该河道叠压于包含汉代遗物的淤沙层之上，其本身及周边设施又被唐辽时期河道破坏掩埋。这一遗迹序列之上，依次叠压着金代中都城的生活居址以及元、明、清时期的道路、耕田遗迹。清晰的地层序列，完整记录了永定河流域自汉代以来数千年间的环境演变与历史文化变迁。
船内出土遗物有限。船二第三舱发现1件长13厘米的木质船桨模型；船三第七舱残留有疑似席状编织物。船三第二舱发现1具无头人骨，经鉴定为25岁左右的女性，下肢插入裂开的左外板间，上身向后方空梁伸展，姿态异常，呈挣扎状，推测其溺水而亡。船体周边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包括2具人头骨及大量动物骨骼。
初步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3艘古船的年代约在东汉末至魏晋时期（图7），印证了考古地层的判断。木材鉴定结果，船体以硬木松为主（图8），榫卯、承木构件等均为桑属。马、黄牛、绵羊、猪、狗等动物种属以及青年女性的人骨鉴定结果，为分析古船沉没前后的人类活动、生业方式、饮食构成等提供了最直接依据。
发掘者判断，3艘古船应是因故破损后，被集中存放于靠近码头的避风水湾等待维修，而后被突发洪水迅速掩埋。插入船板的女性人骨及周边漂移的头骨，推测为略晚于沉船时间的不幸溺亡者。
目前，因古船体积较大且保存状况良好，已采取整体迁移保护（图9）。
以上摘自十大考古参评项目材料。

不过，万泉寺遗址新发现的沉船，并非如发掘者所言，“是北京地区古代内河航运的首个实物证据”“填补了北京汉晋时期水上交通考古的空白”。这样否定前人工作不太合适。
早在1988年，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小区的基建工地地面以下约8米的砂层中，发现一艘古代木船。船身长14.6米，船头宽3.9米，船尾宽4.7米（也就是长度和万泉寺新发现三个古船接近、但长宽比小得多）首尾呈方型,底面平坦。 船板的连接均为摔铆结构。
船板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2205±70年；埋藏地层中树木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1737±86年。根据对地层剖面的研究, 结合历史文献的考证, 研究者认为方庄古船址区是东汉时期古高梁河的流经之地，沉积特征表明该河河型为弯曲型河流，以后由于气候变千, 加之上游人工改道和河道东移, 导致该河流从本区消失。河道中古船为翻扣倒置, 且其中未有遗物存留, 推测可能是上游龙潭湖中的船只被洪水冲走, 沿古高梁河漂流一段距离后翻扣在这段流道的沙砾石滩上。
（徐海鹏等：《北京方庄地下古船的发现及其埋藏环境的研究》，《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2期。）
可能巧合的是，万泉寺船体周边出土2具人头骨；方庄船边砂层中也见一人头部枕骨。考古遗址非墓葬背景下，出土人骨是不太常见的。船舱内有人骨可以理解，不知道河道里沉船周边出现人骨是有什么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