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使的失败，在弘光朝廷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少数官僚已经看出清廷以代明‘复仇’为名推行灭明之策，要求当政诸公改弦易辙，不要沉浸于‘借虏平寇’的美梦之中，认真做好防止清兵南侵的准备。御史沈宸荃上疏说：‘虏、贼今日皆为国大仇。自东沈失事三十年来，兵财尽耗于虏，故贼起而乘之。及贼逆不容诛，复巧借复仇之名，掩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虏为急，贼次之。以讨贼为先声，以防虏为实着。何也？虏势已急，贼势已稍缓也；贼罪可声，虏之罪未可声也。故于讨贼，则以某师扼吭，某师拊背，某师捣坚。或姑再遣一使，阳约为犄角之势，以大振复仇之声，而其实节节皆为防虏计，此所为以讨贼为先声，以防虏为实着也。虏明知不受款矣，而我款之者不嫌谆复，凡金人所以愚宋，我转用以愚虏。贼见我与虏尚通，则必不敢复与虏合。贼为虏强，尽力备虏，而我亦得专意防虏。虏防既固，然后乘贼隙徐图之，此所为以款虏为虚声，以御贼为实着也。’可是，作为督师大学士的史可法却另唱一个调子，他在疏中写道：‘屡得北来塘报，皆言虏必南窥，水则广调丽舡，陆则分布精锐，尽河以北，悉染腥膻。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复仇之师，不闻及于关、陕；讨贼之约，不闻达于虏庭。一似君父之仇，置诸膜外。近见虏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南，辱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议固断断难成也。一旦寇为虏并，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势尚张，足以相距，虏必转与寇合，先犯东南。宗社安危，决于此日。’这段文字似乎说明史可法看到了清兵南下是主要的危险，然而语言的混乱透示出思想的混乱。既然明知清廷拒绝接收弘光‘国书’，使臣被辱，‘和议固断断难成’，又说什么‘讨贼之约，不闻达于虏庭’。更荒谬的是，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自己梦寐以求的‘联虏平寇’推而广之，断定如果大顺军兵力尚强必然会同清军结为联盟，‘先犯东南’。接着提出建议：‘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等与四镇，使悉简精锐，直指秦关。’显然，直到北使破产以后，史可法仍然不改初衷，以大顺农民军为主要敌人。”——顾诚《南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