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试读# 《流观山海图：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

序一 观山海·经世界（节选）
林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走向实地、走向世界
实地调查是从“如隔十重云雾”到“纤悉皆知”的关键方法之道。张星烺先生曾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 年）自序中“吐槽”中国学者重文献书籍而不重实地调查，致“费力多而效果少”，并举喀拉和琳地址考证之例，道：“例如蒙古初起时之都城，喀拉和琳地址所在，张穆、何秋涛、李文田、丁谦等，引古证今，议论纷纷，考其究竟，终无结果。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年（清光绪十六年）芬兰、俄国之探险队，专往蒙古鄂尔坤河沿岸考查。和琳旧址即今额尔德尼昭之说，始确定矣。本国问题，且待他人为之解决……昔契丹主谓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也。呜呼，是何今之人，酷类于宋之人也！”张先生之忧叹置于当下语境仍不过时，这也是人类学乃至越来越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日益看重实地和实证研究的原因。

相较在国内开展实地调查，国人到海外开展田野调查的拓荒成果虽显不足，但也历史悠久。汉代丝绸之路的凿空之举是中外交通史上的里程碑，悠远漫长的中外交流史上不乏法显、玄奘、真谛（古印度人）、不空（古印度人）等伟大使者，也有樊守义所写《身见录》、郭连城所著《西游笔略》等文字留世，但中国与世界真正大规模的交流却是在丝绸之路从陆路转向海路之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外海路交通逐渐普及，安全系数也更高，才出现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踏上出海之路。继林则徐、魏源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一种相对系统性的方式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等地游历、出使或学习，实地接触并了解西方社会。虽然梁启超自称其《新大陆游记》是“自一覆视，虽管蠡之见，可笑实甚，然容亦有为内地同胞所未及知者”，但徐勤称“既乃见其稿，则皆余之所欲言而不能言者也。且彼以十月间所观察所调查，乃多为吾三年间所未能见及”，可见学者实地观察记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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