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案例:202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提到了一个案件:一个74岁个体经营户因销售一瓶78元过期葡萄酒被罚款5万元,经营户认为处罚过重,经法院一审、二审、再审,6年诉讼未果、申诉无门,最后,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介入,召开听证会公开审查,才督促当地撤销了处罚。
然而,欺诈发行、财务假账攫取亿万财富,所受惩罚极低,为散户通过法律途径谋求救济设限,如明示加入的普通代表人集体诉讼。
执法者知道有严惩这一手段,只是针对不同层级的人群选择性使用而已。
发布于 北京
看到一个案例:202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提到了一个案件:一个74岁个体经营户因销售一瓶78元过期葡萄酒被罚款5万元,经营户认为处罚过重,经法院一审、二审、再审,6年诉讼未果、申诉无门,最后,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介入,召开听证会公开审查,才督促当地撤销了处罚。
然而,欺诈发行、财务假账攫取亿万财富,所受惩罚极低,为散户通过法律途径谋求救济设限,如明示加入的普通代表人集体诉讼。
执法者知道有严惩这一手段,只是针对不同层级的人群选择性使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