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时，有很多明朝的降将降臣，开始并不知道异族统治的残酷和对汉臣的猜忌与歧视，后来感同身受之后，要么是感慨“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繇拾九还”，要么又走上了反清之路，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前者如吴梅村、侯方域、方光琛，后者如钱谦益、姜瓖、王永强、万练、李建泰、李虞夔、吴胜兆、王光泰、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王辅臣、孙延龄，可以说多至不计其数。吴三桂起兵反清之后，云贵川都是传檄而定，在陕西、河南和长江流域都有明朝的降将起兵来响应他，就是这个原因。

以写《圆圆曲》的吴梅村为例，降清后的处境也是很惨的，林时对在《荷牐丛谈》中说：“吴伟业辛未会元榜眼，薄有才名，诗词佳甚……鼎革后，投入土抚国宝幕，执贽为门生，受其题荐，复入词林。未有子，多携姬妾以往。满人诇知，以拜谒为名直造内室，恣意宣淫。受辱不堪，告假而归。又以钱粮奏销一案，褫职，惭愤而死。”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指出，钱谦益降清后到北京任礼部侍郎，不携柳如是同往，就是有这种担心，害怕柳如是到北京后被满人肆意奸淫。钱谦益在清廷任职不到半年，即辞职返乡，随后投身反清运动，必定是在北京亲身经历了满清对明朝降臣的猜忌歧视与凌辱，不然其思想转变不会有如此之大。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降清后，全家在北京实际上是被监视居住。施琅在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满清甚至扣发其俸禄， “名为内大臣而困苦不堪”，连生活都难以维持，要靠他的妻妾“鬻簪珥，亲女红，以佐家”（见康熙五十四年《浔海施氏族谱》），不少入旗的明朝降将后来还被满清罗织罪名给灭族了。郑成功在《与弟郑渡书》中亦说：“兄弟隔别数载，聚首几日，突然被挟持而去，天也命也……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这不仅是郑芝龙降清后的处境，也是所有明朝降臣降将的处境，他们和家人的命运只能完全由满清摆布，是丝毫没有反抗能力的，说是自投罗网也不为过。

由于清初的文字狱，这些投降满清的明朝降臣降将被异族凌辱的情形没有能够较完整的记录下来，顾诚在《南明史》中举过一些例子。但我们只要看三藩之乱发生后，各地的明朝降将降臣纷纷起兵响应，就可知他们受到满清的猜忌、歧视、凌辱必是普遍的现象。

吴三桂的女婿胡国柱、夏国相、郭壮图等人也一直持反清立场。按《甲申朝事小纪·圆圆传》中的记载，陈圆圆也是持反清立场的，吴三桂在《讨清檄文》中说他自己后来对于降清是“刺心呕血，追悔无及”，恐怕也是实情，当汉奸自古以来都没有好下场，灭宋的张弘范的后人后来都被蒙元灭族了。吴三桂后来的反清，实际上也是被满清所逼反的，连一贯美化满清统治的清史专家李治亭在《吴三桂大传》中都指出，康熙所谓“撤亦反，不撤亦反”并非事实，吴三桂在撤藩之前并无反清之心，而是康熙自亲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厪念，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把三藩视为心腹大患，“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驯致不测（见《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九）”。马列史家吕振羽解放初在《简明中国通史》中也指出，满清在基本消灭明朝残余势力后，就把翦除吴三桂等汉族奴才武装作为当务之急，行兔死狗烹之举，这是吴三桂造反的真正原因。在撤藩之前，吴三桂已经主动上缴了他的大将军印，交出了大部分兵权，并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但满清仍然不会放过他，又用各种借口克扣其军饷，所部“六月无饷，以故叛逃（见《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然后再将吴三桂大量的亲信部将调离云贵，裁撤其亲兵，以翦其羽翼，又指使言官交章弹劾吴三桂“有异志”。撤藩令下，“藩下数十万家口无不愁苦（见孙旭《平吴录》）”，他们纷纷向吴三桂进言“如就迁于辽东，他日朝廷吹毛求疵，我辈只能引颈受戮！不如举兵，父子可保全（见《平滇始末》）”，这就是吴三桂被逼反的经过。

我们汉族人痛恨吴三桂，是因为他是汉奸，而满族人痛恨吴三桂，是因为他后来敢不做汉奸。虽然大家都痛恨吴三桂，但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必须要搞清楚。

实际上，哪怕是降清的明朝官员和汉族知识分子，都很难对明清鼎革不怀有基于民族感情的不甘。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的当年，为了安抚汉族人心，专门前往南京祭祀明太祖，为了显示诚意，他不走孝陵正中御道，从甬道旁门入，对明太祖施行了作为臣子的三跪九叩的大礼，又于宝城前行三爵礼，据王士禛《池北偶谈》记载，当时随行的汉族官员和知识分子数万人无不痛哭，有的甚至激动到昏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