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十三邀里曾孝濂先生那期看到张赞英女士的。原本很佩服曾先生，可是看完张女士，心里忽然是别的感受。
她说，与张先生在一起，几乎没有开心的时候，除了先生工作很投入，这一点提升了他的魅力。曾孝濂先生不注意身体，什么家务也不做，去收衣服自己家衣服都不认识。

她说，“我这辈子困在这里，想走哪走不了，我也要去看世界啊”。可是，曾先生不会照顾自己，还有父母，她延续了母亲的习惯，一生奉献给丈夫，丈夫不吃不要的，才轮到她。
许知远问她，如果有下辈子你还跟他在一起吗？
她说，绝对不要。父亲曾让我做不出成绩不许回家，但是我的时间全都被家庭吸走了，我什么自己时间都没有了。
好委屈啊。张赞英就忍不住哭了。她还说，她年轻时受了委屈被人伤害，但是曾先生总是要求她去跟这个人和解。我不能原谅他这一点。
我与他没有来生，来生，我绝对走自己的路。

今天人物直播，终于看到了张赞英女士的个人秀，不是谁的太太，就是张赞英女士。

她先回答，她的野心去了哪里？她父亲少年时从山东来北京摆过地摊，自学外语，后来当了经理。父亲很刻苦，对她影响很深。
她讲了一个事情，“我家兄弟姐妹七个，孩子多，生活压力大。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我，带着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在印刷厂做童工。结算工钱时，我能得到四五毛钱一天，妹妹更少。我不服气，找到主管人员，要求给妹妹加五分钱或一毛钱工钱。理由是我们干的是流水作业，
时间、数量、速度完全和大人一样。但是，我没有成功”。

她十四岁，想减轻家庭的负担，去了远方，父亲很内疚，但是也确实没办法。父亲说，做了决定，就要做出成绩。

她一个人去了云南，在文工团服务了不到一年。因为身体原因，一九六零年，她调到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三年后她又被调入昆明植物研究所，与曾孝濂走到了一起，组建了家庭。

她说，我没有学历，只能做一些
最底层的园林工，每天从事的工作就是挖地、挑土、拉车、挑粪、施肥、浇水。
可是，她慢慢地练出来了，做得很好。她开始做与茶花育种相关的工作。

她说了两件很艰难的事情，她说“一九六六年，我出差腾冲嫁接红花油茶，被毒蛇咬了，胳膊全肿了，
全是青紫色淤血，经当地公社、卫生所全力救治，半个月后终于消肿，捡回一条命。

还有一次在广西十万大山寻找金花茶，走着走着，鞋里全是血水，脚在血水里打滑，蚂蝗已经不见了。蚂蝗什么时候进到我鞋里，进了多少，什么时候出来的，我都不知道。被少量的蚂蟥咬，都会出那么多血的。”

那些专家，那些朋友都很生气她最后回归家庭的小圈子。

她说，其实她也争取过，努力过。一次是在一九七三年，昆明植物所有一个科研项目要开展，连续两年都要在野外收集标本。她很心动，但可惜的是，她怀了二胎。月份偏大，要孩子还是要工作，只能二选一。最后她决定要工作，结果这个工作后来却一直没有消息，不了了之，再没有人提及此事，
没有任何交代，任何说法。

还有就是一九七六年，孩子已经大了一点了，她来到北京林学院林业系学习。毕业后，老师希望她留校工作。但是想到家人，想到原单位送她来带薪学习，她还是放弃了。她觉得愧对我的老师。

一九八七年，那次应该是她离梦想最近的一次了。她说，“我被公派去东京学习。那一年我儿子高考，但是我还是去了。在日本，我接触到先进的技术手段，高端的设备。时间紧迫，夜里我舍不得回宿舍，两个凳子一搭，就睡在了教研室里。但是回国后，受限于没有中级以上职称无法申报科研项目，没有课题经费和设备支持，我没能延续在日本做的课题。直到退休。我的职称停在助理研究员”。

她说，她的事业总是差一点。

她在本职工作之外的时间主要是为家庭服务的。

曾孝濂先生的画图工作虽然是科研的辅助工作，但却都是国家级的大项目。
她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工作任务比她的更大，
比她的工作更重要。
她说，她首先保证他的工作。

曾孝濂先生他也很自律，每天很珍惜时间。他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没有休息日，就连走路手都在比比划划，不是碰到柱子、电线杆上，就是碰着停着的车上，不注意脚下，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摔了六次跤。他非常专业，非常专注，非常钻研。

一九九五年，有文件说，没有大学文凭的高中毕业生，有突出成绩者有百分之三的名额可以晋升高级职称。

曾孝濂先生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绘图员，没可能评得上，不想报名。
是她去人事处据理力争，所里的科研人员也鼓励他不能放弃。
最后曾孝濂先生评上了正高职称。

这一辈子，她说有一些遗憾和不甘心，但她努力了，争取了，但是没有达到我预想的结果。

她说，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是工作，有了工作，你才有生存、立足社会的根本。
我一生没有奢求，只想有生之年好好工作，我的努力和付出绝对不比别人少。

除了本职工作，我还帮中国香港和泰国两个独资花卉企业组建了实验室，并培养了技术人员。

西双版纳植物园有位博士后研究员问我，如果有来生，只要一份工作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想像你一样按部就班上学，受到完整的教育，读学位，拿职称，能申请课题。

不要像我这辈子起起伏伏，遇到好多事”。

她说，“我一生都是在忙碌中度过的，不是忙工作学习，就是忙家庭。太累的时候，我也会发火，我也会生气。

平静下来，老伴会说，我亏欠你太多了，这辈子也还不清。”

她肯定了曾孝濂先生对她的照顾，她说，我这辈子不仅忙碌，病痛也不少，大大小小做了手术十次之多，包括切了一叶肺，腰椎打了钢钉，双膝置换了人工关节、腕骨骨折，毒蛇咬伤等等，除了蛇咬是在野外，每次发病都是老伴放下工作全程陪同，共同渡过难关。
同样，他每次大病，我也是全程陪护，我们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最后她说，我想，敢于真实真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也是野心的一种表现。

我这辈子打交道最多的是山茶花，
山茶花很美，很多人喜欢，也有很多人说它有个缺点，就是没有花香味，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生也是这样。

我觉得张赞英女士这次在人物的演讲，让我明白，她并不是十三邀里单向牺牲的叙事，她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韧劲，和伴侣之间是有真实的双向托举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无法否认：她一定是这段关系、这个时代里，付出更多、被牺牲更多的一方。她的每一次职业跃升的关键节点，都要面临妻职、母职的挑战。比如怀二胎时在“要孩子”和“要事业”里两难，赌上身体和未出世的孩子换来了工作机会，最后却不了了之、连一句交代都没有；毕业有留校的上升通道，却被“家庭”和“带薪学习要报恩”的道德束缚拉回原地。所以，她每次差的那一点，源于她背负的女性困境。
然后我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把人生遗憾投射到配偶身上实现的、类似谢杏芳的心态（不是说她们经历相似，就是心态）。她们本来都有能力走自己的路，活成自己人生的绝对主角。但当性别壁垒、时代的拐点以及家庭责任，把她们自己的路一点点堵死的时候，她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把自己未完成的人生期待、没能实现的职业野心，投射到身边那个还能往前走的人身上。这是女性在结构性困境里，最无奈的代偿。当整个社会都不给女性实现自我的空间、不认真对待女性的野心时，很多女性只能把自己的人生价值，绑定在配偶的成就、家庭的圆满上。

我很喜欢她的演讲，她没有只是控诉自己的付出，她如实地说出了自己的遗憾，与野心，她不是一个被家庭吞噬自我的女性，她拼尽全力，只是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这一点，有运气，有时代，有系统的角力，更多是她是一个女性。

那我们先诚实，先说出自己的野心，遗憾与不甘心，直到有一天我们我们的成功，比当初的野心，更加辽阔。
对自己，对世界坦诚，就是让自己无坚不摧。

早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