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朝历代的儒学，其实都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大体而言无非两个方向：一个是摘取《论语》《孟子》等经典中的某些片断加以发挥，用来阐述自己的主张，所谓“六经注我”；一个是根据文献资料考订经典，也就是“我注六经”。统治者则根据哪个对自己有利，筛选不同的学说加以利用。

孔子也好，孟子也好，其学说从本质上就是一些政治主张，本身并不是哲学或者神学。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是为了对抗当时的"黄老之道"，所以董仲舒要搞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利用儒家学说把君权神圣化。至东汉则要把这种神圣感进一步神秘化，所以要更加借助《周易》，也因此东汉的大儒通常兼职算命。

从曹魏开始，儒学从神化君权转向了神化孝道。原因鲁迅分析过，因为曹魏，西晋理论上都是篡逆而建，再讲三纲五常，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之类的东西显然不合适，于是开始转向神圣化“孝道”，因为这个孝的标准很模糊，所以可以给任何政敌安个“不孝”的罪名干掉。当时正值各种惨烈的战争，“出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要让见惯了杀戮与死亡的老百姓印象深刻，自然要编一些惨烈可怖的“孝道”的故事，“郭巨埋儿”之类故事就产生在这个阶段。

从五胡十六国开始，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 统治者积极引入佛教建立全新的国家认同，门阀世族也因战乱和颠沛流离而在精神上陷入虚无主义，改信道教，儒学则退出了统治地位，成为与佛、道并列的思想流派，“三教”的说法从这时候开始流传开来。从此一直到隋统一，儒学作为政治理论一直比较边缘。其主要功能是用来帮统治者筛选文官。所以从隋开始，儒家经典与科举绑定。

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前在政治理念上和隋差不多。因为儒学比较边缘，所以唐诗里大量嘲笑儒生的内容，“堪笑鲁儒年四十，腰边未识黄金鱼”“好脱儒冠从校尉，一枝长戟六钧弓”。李白也说自己“不是鲁书生”。在安史之后，随着“南朝化”的加深，儒学的政治地位开始提高，韩愈这样的大儒开始被世人所尊崇。至宋代儒学成为政治主流，为了应对佛教、道教的思想挑战，确立自己的主流地位，宋儒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哲学化的改造，由此产生了理学。

梳理这个脉络，无非是想说明一点：历朝历代的儒家和儒学，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打着同一块招牌，背地里互相谁也不认识谁，这也是传统中国儒家很受尊崇，但始终无法真正宗教化的原因。也因此五四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