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春秋战国的分封体系瓦解之后，大一统王朝的治理框架内，再没有出现过和欧洲封建贵族军事体系完全一致的军事动员制度。如果要在历代军制里找最接近的形态，除去边疆部族建立的割据政权外，明代的卫所制与清代八旗制是仅有的两个具备世袭军事阶层特征的体系。
除此之外得北府兵、魏武卒、魏博牙兵、猛安谋克等具有世袭特征的兵制其实也不算，因为这些兵制对人身控制力度并不算强，要说对人身的控制力度，以明代卫所制的设计最特殊，既带有世袭军事贵族的雏形，又始终被中央集权的编户齐民体系牢牢约束，和欧洲同类制度有着本质区别。
明代276年间，全国前后共设有493个卫、359个守御千户所，支撑这套体系运转的，是规模庞大的世袭武官群体。按照洪武年间定下的制度，一卫设指挥使1人、指挥同知2人、指挥佥事4人，下辖5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设正千户1人、副千户2人，再下辖10个百户所。单一个卫就有72个世袭武官员额，一个独立的守御千户所有13个世袭武官员额，全国上下的世袭武官额定总数能达到4万多人。
这些武官职位可以父死子继，只要没有被剥夺袭职资格，家族就能世代保有武官身份，这和汉唐时期的良家子组成的军队体系完全不同，反而和欧洲骑士的世袭身份有了表面上的相似。明代很多名臣都出身于卫所世袭武官家族，例如戚继光出身登州卫指挥佥事，孙传庭是振武卫百户后裔（他不是长房，所以没有继承职位），一代名臣张居正出身荆州卫世袭千户家族（但他太爷爷的时候就因为是庶出没有继承权了），史可法是南京锦衣卫百户出身，这些人要么直接承袭卫所武官职位，要么是卫所武官家族的旁支，足可见卫所世袭武官体系，给明代提供了大量的军政人才。
很多人会把卫所制和汉代郡国兵、唐代府兵制相提并论，三者确实有兵农合一的共性，却在制度设计上有着天壤之别。
汉代的良家子，是郡国兵的核心兵源，但它只是一个选兵的身份门槛，限定商贾、巫医、罪徒家庭的子弟不能入选，只有无犯罪记录，有固定财产的自由民才能入选，他们当兵后本身也没有世袭的官职，也没有独立于郡县的户籍体系，打完仗回家该干啥干啥。
西汉名将李广的家族就是世代以良家子身份从军，靠战场军功一步步晋升，没有任何生来就有的世袭军职。唐代府兵制依托均田制，给府兵授予永业田，免除租庸调，府兵需要承担番上宿卫和出征的义务，但折冲府的军官也不是世袭，府兵本身也只是郡县编户，没有被固定在独立的军籍体系里。
卫所制和汉唐体系的相同之处，只在于初始设计里都以土地作为军事义务的经济基础，以授予土地、给予税收和徭役优惠的方式替代军饷。
明初给每个军户分配屯田份地，免掉大部分民户需要承担的徭役，还开设卫学，让军户子弟可以读书科举，和汉唐给良家子、府兵的优待一脉相承。
但卫所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把军籍和民籍完全分割，军户世代不能脱籍，不能随意迁居，也不能改行，从出生起就与军事义务绑定，这是汉唐体系中从未有过的人身约束。同时，卫所的武官体系是完全世袭的，哪怕是最低级的百户，也能把职位传给子孙，这让卫所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世代传承的贵族阶层，而不是汉唐那样临时征发的兵源群体。
也正是这种设计，让卫所制和欧洲骑士、东欧波耶贵族、奥斯曼蒂马尔骑兵、后金八旗这些体系，有了本质的区别。
欧洲的骑士制度，是把军事贵族对土地的完整支配权和军事义务硬性绑定，骑士从封君手里拿到世袭的领地，对领地上的农民有司法、行政、征税的全部权力，领地上的产出完全归骑士支配，对应的义务是战时自带装备、马匹和随从，为封君服固定时长的军役。
东欧的波耶贵族体系与此类似，世袭的庄园和领民是他们的私产，为大公服役所需的骑兵装备、人员，全靠庄园的产出供养。
奥斯曼的蒂马尔制度，是苏丹把土地的税收权封给西帕希骑兵，西帕希就是个武装包税人，可以在自己的蒂马尔领地上征收全部赋税，对应的义务是战时自带装备，还要按照领地的收入规模，带上对应数量的辅兵参战，但这块土地是不能世袭的，不过也把榨取资源和军事义务牢牢绑在了一起。
后金的八旗体系更是把这种绑定做到了极致。八旗的贵族和旗人，靠圈占的托克索庄园供养，庄园里的阿哈是完全依附于主人的农奴，国家用逃人法、投充法这类严苛的法律，把农奴和庄园的人身依附关系强制固定，旗人理论上不用从事任何生产劳动，所有产出都用来供养旗人练武、出征，世代绑定的军事义务，直接建立在对基层人口的完全支配之上。
这些体系的共同点，是把中上层的军事义务，直接建立在对基层人口、土地的供养和支配上，基层人口在制度设计上就成了供养武装的资源。
明代卫所制从一开始就没有走这条路。卫所的屯田是国家所有，不是世袭武官的私产，军户是户籍单列的编户齐民，不是武官的私奴，武官不能随意处置军户的人身和财产，也不能随意征收军户的赋税。
在卫所的初始设计里，军户靠自己的屯田份地养活自己，只需要承担守城、屯田、出征的军事义务，不用承担民户的里甲杂役，卫学给军户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哪怕是普通军户，也能通过科举改变命运。
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国家对军户的征收一直朝着定额化、低负担的方向设计（尽管最后落实歪了），没有把军户当成可以无限榨取的资源，这和欧洲、八旗那些体系的设计初衷完全不同。
但这种温和的设计，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永乐之后，卫所军户的徭役优惠政策就开始走样，到宣德朝之后，更是彻底失去了约束。地方官府会不断把修桥铺路、修筑城池、转运物资这类杂役，摊派给辖区内的卫所军户，卫所的世袭武官也会把军户当成免费的劳力，役使军户给自己耕种私田、修建宅邸、从事各类杂活。
一顿折腾下来，军户慢慢背上了比民户还要沉重的徭役负担，原本用来保障军户生活的屯田份地，也不断被武官和地方豪强侵占，很多军户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还要继续承担军役和杂役，只能选择逃亡。
很多人评价卫所制，只盯着它后期战斗力崩坏的结果，却忽略了它从设计之初，就不是一套单纯为战争服务的军队制度，而是一套带有强烈编户齐民色彩的军事殖民体系。
它最大的作用，从来都不是维持一支长期保持高战斗力的常备军，甚至也不是降低养兵成本，而是给明初的大一统王朝，提供一套能快速掌控新占领区的武装开拓制度。
明初平定云南、贵州、四川、辽东这些远离中原的区域，第一时间就是设置卫所，留驻军队，就地屯田，把交通要道、关隘险地全部掌控在卫所手里。
云南平定之后，沐英留镇当地，前后设置二十多个卫，几十万军人及家属从中原迁入，世代驻守，把此前多次脱离中原管控的云南，彻底纳入了王朝的直接统治。辽东的二十多个卫，从山海关一路排布到鸭绿江，不仅防备蒙古和女真，更把辽东半岛牢牢掌控在中原王朝手中。
这套体系里的卫所军，从来都不是只需要打仗的职业军人，反而承担了绝大多数的生产建设任务。每个卫所都有自己的军器局，相当于基层兵工厂，打造鸟铳、火炮、盔甲、弓箭等各类军械，不用完全依赖中央的军器监供给。
此外还有很多生产任务，例如沿海的卫所设有专门的煮盐军，负责晒盐煮盐；临近铁矿的卫所，设有炒铁军，专门负责冶铁，给本地卫所和周边州县提供铁器；运河沿线的卫所，要抽调专门的运军，承担每年几百万石漕粮的运输任务，保障京城的粮食供应。全国各地的卫所，还要承担辖区内的修桥铺路、城池修筑、驿站维护等各类基建任务，与其说卫所军是为战争而生的作战部队，不如说它是一套遍布全国的生产建设兵团。
明代中后期，卫所的军事职能不断弱化，以募兵为主的营兵制慢慢成为战场主力，很多人认为营兵制取代了卫所制，却忽略了两者从来都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卫所自始至终都是营兵制的根基。
营兵的核心兵员，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卫所的军户，这些军户世代绑定军事义务，大多熟悉武艺，比普通民户更适合从军，招募他们组建营兵，成本要比招募民户低得多。招募民户从军，需要支付高额的安家费，还要担心士兵逃亡，而卫所军户有固定的户籍，不能随意脱籍逃亡，只需要支付常规的月饷，就能稳定招募到合格的兵员。戚继光在浙江组建戚家军，核心兵员大多来自浙江沿海卫所的军户；辽东的关宁军，绝大多数兵员都来自辽东各卫的军户，这些都是最直接的例子。
除了兵员，卫所还给营兵制提供了稳定的军官储备和后勤支持。明代中后期的营兵将领，绝大多数都出身于卫所的世袭武官，除了戚继光、俞大猷，就连明末的辽东名将李成梁，也是铁岭卫世袭指挥佥事出身。同时，卫所的屯田产出，一直是营兵军粮的重要来源，哪怕到了卫所早已费拉不堪的万历年间，卫所每年上缴的屯田籽粒还有400多万石，足够支撑几十万军队的口粮；卫所的军器局，也一直给营兵提供军械补给，没有卫所这套体系的支撑，营兵制根本无法长期运转。
卫所制的军事职能快速衰败，根源就在于它的制度设计缺陷，以及不断加重的负担带来的体系失活。这套制度从设计之初，就没有给世袭武官绑定刚性的军事义务和责任。欧洲的骑士如果不能履行军役，就会被剥夺领地；奥斯曼的西帕希如果不能按时参战，就会被收回蒂马尔的税收权；八旗的旗人如果逃避军役，会被剥夺旗籍和庄园，甚至会被处决。但明代的世袭武官，只要不犯重罪，就能世代保有职位，哪怕一辈子没上过战场，也不会被剥夺袭职资格。久而久之，世袭武官群体大多失去了带兵作战的能力，只会侵吞屯田、役使军户、吃空饷捞钱，卫所的指挥体系彻底瘫痪。
而底层的军户，在不断加重的徭役和被侵占的土地面前，慢慢失去了履行军事义务的能力和意愿。军户大部分时间都要用来承担屯田、漕运、煮盐、冶铁和各类杂役，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原本的兵农合一，变成了只农不兵。很多卫所额定兵员5600人，到明中后期实际能召集的兵员只有几百人，还大多是老弱病残，根本无法承担作战任务。最终整个体系滑向了上层没有军事义务、下层没有生存保障的畸形结构，彻底失去了初始设计的军事功能。但它的生产职能却一直没有消失，哪怕到了明末，卫所的屯田、煮盐、漕运、冶铁这些职能，还在正常运转，给明廷提供稳定的粮食和物资收入。
很多人认为卫所制在明中后期就已经彻底崩溃，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哪怕到了明末，卫所体系依然在发挥作用，明廷还在不断设置新的卫所。天启、崇祯年间平定奢安之乱后，明廷就在贵州新平定的土司地盘上，大量设置新的卫所，用来管控当地，防止土司再次反叛。直到明朝的最后几年，卫所还在给明廷提供稳定的兵员补充，各地卫所不断动员青壮年军户，投入到辽东和中原的战场。卫所的班军制度也一直没有停止，每年都有大量班军从全国各地赶到京城和九边防线，承担城池和长城的修筑任务，哪怕到了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的时候，还有班军在参与京城的防守。
这套介于欧式封建军事制度和中央集权编户齐民体系之间的军制，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整体衰败的命运。它既没有像欧洲封建军事体系那样，把权利和义务完全绑定，形成稳定的军事贵族阶层，也没能像设计之初预想的那样，维持一套世代稳定、兵农合一的国防体系，和朱元璋设计的大多数制度一样，缺少自我纠错的能力，最终在大明的腐化堕落中逐渐走样。但它给明王朝打下的大一统根基，却一直延续到了王朝的最后时刻，遍布全国的卫所，不仅支撑了明王朝两百多年的国防，更把边疆区域牢牢纳入了中原王朝的治理体系，留下了远超军事本身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