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沈、程、方、童等明代景德镇土籍窑户，基本居住在以明代御器厂（珠山）附近里仁、镇市、长芗各都。按照“县—都—图（里）—甲”地理范围居住，以“水、火、金、木、土五行别役，报开民族轮供”[27]，应纳赋役，从事窑业生产。他们的生产、活动与明代御窑生产紧密融合。正统元年（1436年）“浮梁民进瓷器五万余件，偿以钞。禁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诸器，违者罪死。[28]”说明此时窑户的生产能力（五万余件）已达鼎盛。仿制御器能力超强，以至于朝廷下诏明令禁止。

成化朝直隶廵抚王恕上言: “朝廷差内臣往浮梁县景德镇烧造御用磁器，今已年久，催觅夫匠买办柴土、颜料及供给监烧官员人等，每年用银不下数千余两，俱是饶州等三府小民出备。虽曰磁器，计其所费，不减银器之价。[29]”弘治十六年（1503年）“浮梁豪民欲改立县治于景德镇，县民不从”，“景德在浮梁西界，富实过于县，多豪民。尝请创为县治，浮梁人不欲，遂中止。[30]”每年用银不下数千余两的朝廷消费，造就了景德镇土籍窑户经济实力雄厚，能被称为“浮梁豪民”。

明代中后期还出现民窑生产技术能高于御器厂的情况，《浮梁县志》记载：“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月内，江西布政司呈称，鲜红桌器拘获高匠，重悬赏格，烧造未成，欲照嘉靖九年日坛赤色器皿改造矾红。[31]”因御窑霁红釉器物难以烧成，而不得不拘获民窑工匠前来烧造。御器生产数量庞大，无法完成时，则招募民窑工匠：“但分派烧造，宜于本厂附近里仁、镇市及长芗三都，其余远乡窑户，惟召集高手匠作赴厂帮工，与召募人役一体计工赏值，方为得体。[32]”

土籍窑户、工匠从御器厂获取设计优良的器物样式，学习到规范的烧造流程技术，接纳钦限瓷器订单。有匠籍身份和景德镇土籍双重身份加持。可以专业把持窑业生产中的多个环节，如童氏（风火）、魏氏（结窑），占据景德镇窑业核心位置，家族世代“隐陶轮间”。占据地利之便，以自身技术于御器厂附近置窑烧器。这种接近于“垄断”的模式，带来稳定的经济来源和可传世子孙的技术。这些土豪大族，历代屡有子弟列名官身、乡贤等职位。说明虽有明代中晚期御器厂横征暴敛的记载，但并未影响这些家族的经济情况，没有成为破产流民，而能在朝代鼎革时继续传承宗脉、生齿繁密。

明代嘉靖八年（1529），御器厂编役民匠制度进行改革：“蒙刘太监题行工部，移咨南京工部，照会本布政司，札府帖县……今议编民匠，查浮梁县在厂答应十三里内窑座，除见厂役官匠窑座外，诸凡军民新旧窑座，核实占数署册，窑三座共编一名，不论前项编役诸色户名，窑存匠存，窑去匠去。见在更番应役，庶劳逸适均。[33]”“浮梁县在厂答应十三里内窑座”之属，即为景德镇土籍窑户。虽然嘉靖、万历朝有都昌、鄱阳等外籍工匠激烈竞争。但本地土籍窑户，仍是景德镇窑烧造力量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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