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对于北魏六镇起义的评价
这一内乱既是北魏统一政治出现破绽的结果，也是走向隋唐统一的新出发点。内乱由被称为“城民”的军士发动，其本质是失去自由身份的民众为夺回自由而进行的抵抗，
导致隋唐国家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胡族和汉族两个社会的民众对于自由身份的追求。胡族民众试图摆脱贱民地位，恢复自由民身份；汉族非门阀豪族与乡里民众则通过结成乡兵集团，试图否定门阀主义的身份秩序。这两股力量最终汇合，构成了隋唐统一政权形成的原动力。
西魏、北周时期的府兵制是隋唐帝国形成的关键制度。它不仅是军制，更是一种国家体制。府兵制通过“广募豪右，统领乡兵”的方式，将乡兵集团纳入国家军队系统，使非门阀豪族与政权结合。由此形成的关陇集团（关中政权），成为隋唐王朝的统治基础。
隋唐帝国的深层基础在于“共同体”精神。无论是胡族的部族共同体，还是汉族的乡党共同体，都存在一种超越私利、追求公义的伦理。这种伦理使得指导者（贵族/豪族）与被指导者（民众）之间建立起一种伦理纽带。隋唐国家被视为一个以自由民的安定生活为根底的大共同体，调和了胡汉、军民等对立关系。
隋唐帝国是“新贵族主义国家”的完成形态。它克服了汉代世界帝国的结构性矛盾，也超越了魏晋以来的门阀主义。通过府兵制和科举等制度，它将胡汉两个世界的民众整合进国家体制中，实现了从汉代到唐代的巨大历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