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莱丽亚·戈利诺：
一个想要定义自己的人生、身体与命运的女性，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政治表达。

“倾听并非软弱的表现，恰恰相反，它是最具创造力的力量形式。”这位意大利女演员兼导演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她此番来到雅典参加《嘉人》女性力量之旅活动，并以其耀眼的魅力，为杂志2026年首期封面拍摄倾注了全部活力。

2025年12 月 22 日 12:15

作者：希腊《新闻报》

欧洲影坛知名人物瓦莱丽亚·戈利诺谈及自己意大利与希腊的双重血统，以及这份血统对其艺术生涯的影响。
戈利诺从演员转型为导演，坦言是希望掌握创作主导权，同时打破女性在导演行业面临的诸多壁垒。
她强调电影有能力探讨安乐死、母性这类深刻议题，目的是引发观众思考，而非给出既定答案。
戈利诺近期的作品包括执导剧集版《欢愉的艺术》，以及出演《早间新闻》。
她还强调，要敢于“发声”，以此反抗不公、推动社会变革。

瓦莱丽亚·戈利诺：一位连接两种语言、两种电影传统与两种人生的南方女性

从出演首部电影、并凭借1986年的《爱情故事》斩获威尼斯电影节沃尔皮杯至今已过去四十年，瓦莱丽亚·戈利诺早已不再在意他人的评价。她只遵从自己的人生范式——这一点在她亮相《嘉人》女性力量之旅活动时，展现得淋漓尽致。瓦莱丽亚性格开朗、坦诚率真，是欧洲影坛当之无愧的传奇人物。

从《雨人》与好莱坞主流大片，到欧洲及独立电影中极具挑战性的各类角色，戈利诺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并凭借《为你着想》于2015年再度斩获威尼斯电影节沃尔皮杯。

瓦莱丽亚将那份兼具坚定与洒脱的青春活力带到了雅典——这座她成长、也时常回归的城市。此次她作为嘉宾，出席了第七届《嘉人》女性力量之旅。她笑容明媚、思维敏捷，清楚自己的追求，以真诚与气场打动了在场观众。她能自如使用希腊语、英语和意大利语三种语言，探讨了南方的美好与残酷如何在无形中塑造着我们，谈及转型导演所需经历的恐惧与勇气、死亡作为一项政治议题、超越道德刻板印象的母性，以及电影改变现实的独特力量。

我成长的这个行业，并不鼓励女性担任导演。我花了很长时间、积累了诸多经验，也完成了内心的成长，才敢迈出这一步。

你一直做出勇敢的选择，在合作中从不追求安稳稳妥。你同时在好莱坞和欧洲影坛发展事业——这是十分难得的成就。你认为欧洲电影比美国电影更有深度、或许也更有“灵魂”吗？

美国拍出过优秀的电影——在我看来，近几十年或许有所退步，但佳作依然存在。电影史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他们书写的。而欧洲电影则是另一种风格，部分原因是我们的资源相对更少。在欧洲，作者电影——即承载导演个人视角的影片——依然蓬勃发展，导演的个人风格至关重要。而在美国大型制片公司，电影的工业化属性更强。比如在电视领域，编剧的地位举足轻重。导演固然重要，但地位和欧洲并不相同。我不愿陷入“我们有灵魂，他们没有”这类刻板印象。两大地区都有优秀且有深度的电影，只是二者的行业生态截然不同。

你曾说过：“做演员固然很好，但所有决定权都在导演手中。”这是否最终促使你转向幕后执导？

是的，但我花了很多年才做到。我从16岁起就当演员，我热爱这份职业，至今仍觉得自己首先是一名演员。鼓起勇气说出“现在我要当导演”，是需要时间的。这并不只是因为我懂行——我知道自己有审美，也懂电影。关键在于自信，以及我如何看待自己。我认为这与身为女性直接相关。我当时并未意识到，但现在明白了。我曾害怕自己不够格，害怕没有资格以导演的身份立足。我成长的行业环境并不鼓励女性去做导演。我花了时间、积累了经验，也完成了内心的成长，才敢迈出这一步。

我相信电影依然肩负着探讨沉重议题、推动社会改变的责任。或许这就是它最后的强大力量：它能改变人的想法。

当女性坐上导演椅，会带来哪些改变？你认为人们会像信任和倾听男性导演一样对待她吗？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你确实需要加倍努力才能被听见。你要找到属于自己、同时又能打动他人的表达语言。这也是为什么与值得信任的优秀合作者（无论男女）共事如此重要。导演真正的力量，在于真诚倾听并善用他人的才华。我非常愿意听取合作者的想法，我知道他们的见解、技巧与艺术表现力都能成为我的优势。我也敢于承认：“你说的比我想的更好。”作品正是这样变得更出色。但正因为你温和、愿意倾听，旁人可能会把你视作软弱或缺乏底气。可对我而言，倾听绝非软弱，它是最具创造力的力量。

在你执导的第二部电影《亢奋》中，你探讨了安乐死议题。你为何会选择这样一个沉重的主题？

原因有很多。从公民与法律层面，我一直深切关注安乐死问题。我的第一部导演作品《蜜糖》（2013）就围绕辅助自杀展开。当时所有人都反对这个选题，这可以理解，大家也觉得它不具备商业价值。在意大利和希腊，安乐死都属于违法行为，但它却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所有和我共事的人都认为，这个议题值得被探讨——不仅是情感层面，更是政治层面。从艺术创作角度，死亡这个主题也深深吸引着我。

为什么？

从戏剧角度来说，死亡是极具张力的主题，因为它是禁忌。我们与死亡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它曾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却很少被公开谈论。可我们又处处能看见死亡：电影、剧集、新闻里都有。我们几乎把暴力死亡场景当成娱乐来观看。我们习惯了荧幕上的死亡，可一旦要承认它是生命的一部分，它就成了禁忌——私密、温柔又脆弱。这正是吸引我的艺术切入点。我们不断谈论死亡，却又在否认它。我当初费尽心力拍摄《蜜糖》，就是因为我坚信电影必须探讨艰难议题、推动改变。或许这就是它真正的力量：能改变人的观念。

我听过很多演员说想演死亡戏份，你也拍过不少。你是如何处理这些场景的？

是的，这些年拍过很多。有的效果很好，有的不尽如人意，从来都不是易事。《亢奋》和《我的女儿》里都有死亡戏份，每一次都要在真实与戏剧感之间重新寻找微妙的平衡。

你更倾向于提出问题、留给观众疑惑，而非给出答案，为什么？

我想展现矛盾，而非抹去矛盾。提出问题，才能迫使观众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这是一种极具力量的沟通方式。

你的电影《我的女儿》探讨了亲情与母性，展现了母性温柔又残酷、充满矛盾的一面。是什么吸引你关注这个主题？

母性作为一种概念，而非单纯的人生体验，充斥着太多刻板印象。我没有做过母亲，但我十分关注“好母亲”“坏母亲”的标签、所谓的“对”与“错”、女性“应该”有的感受，以及亲生母亲与非亲生母亲的意义。这些主题被探讨过无数次，有些作品也十分出色。但主流话语——电视剧、煽情剧、情感化的论调——往往带着评判眼光看待这些核心道德问题。道德与道德说教是两回事。作为导演和演员，我不喜欢现成的答案，不喜欢告诉人们“你必须这样感受”。我更愿意提出问题、留下疑惑，这对我而言更有意义。提出问题，才能让观众独立思考，这是极具力量的沟通方式。

我们来谈谈《欢愉的艺术》，这部作品改编自戈莉娅达·萨皮恩扎的经典小说，该书在意大利大获成功，也让你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萨皮恩扎产生了联结。

戈莉娅达·萨皮恩扎是我深深敬佩的作家。《欢愉的艺术》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如今已成经典，她却在去世后才获得广泛认可。我花了五年时间执导改编自这本书的六集迷你剧，作品入围戛纳电影节并大获成功。在多年沉浸于她的精神世界后，马里奥·马尔托内邀请我在一部电影中饰演萨皮恩扎本人。在尝试以她的视角思考、以她的口吻创作和执导后，我又要在镜头前成为她。仿佛她的灵魂一直在追着我，对我说：“没那么容易摆脱我。”这部电影叫《外面》，我与两位极具魅力的优秀年轻女演员玛蒂尔达·德·安杰利斯、埃洛迪联袂出演。影片讲述了一个女人想要定义自己的人生、身体与命运的故事，对我而言，这本身就是深刻的政治表达。

只要女性谈及独立，就会成为政治议题。在让你斩获第二座沃尔皮杯的《为了你们》中，你饰演的为他人牺牲一切的女性说：“我沉默了一辈子，现在我要发声。”如今“发声”为何如此重要？

发声总会带来改变。我们必须发声，才能推动事情改变。如果一味沉默、安于现状，一切都不会前进。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我在现有体系内生活和工作，但我相信，你可以也必须说出自己的信仰，捍卫你认为正确的事。发声不代表要摧毁一切，而是拒绝接受不公，不默认“事情本就如此”，而是说出“不，这对我而言远远不够”。我们无法独自改变世界，但任何改变的发生，都源于有人曾勇敢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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