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1926年10月，加拿大多伦多有个有钱律师去世了。他叫查尔斯·万斯·米勒，生前是律师、投资人。临死前，他留下了一份古怪的遗嘱。

他把自己在牙买加的一处度假别墅，留给了三位互相厌恶的律师，而且规定三人必须共同享用，不能分开住，也不能卖掉。

他又把酿酒厂的股份，留给了多伦多一批最坚定的禁酒派新教牧师和橘会成员，前提是他们愿意参与管理并领取分红。他还把赛马和赛马会相关股份，留给了那些最激烈反对赛马和赌博的人。

结果这些道德卫士并没有高风亮节地拒绝，而是全部默默收下了股份。

但真正让整个多伦多女人发疯的，是遗嘱最后那一条。

米勒规定：在他死后十年内，多伦多哪位合法婚姻中的母亲生下的孩子最多，他剩余遗产就归谁；如果并列，就平分。这一条后来被媒体叫作“伟大的送子鸟德比”，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生娃大赛。

一开始，很多人并没把这事当真。1926年时，加拿大经济还算正常，多伦多人照样上班、做生意、过日子，没人会认真把拼命生孩子当成一项严肃的规划。

可三年后，局势彻底变了。

1929年华尔街股灾爆发，大萧条迅速席卷北美。加拿大失业率飙升，大量家庭从原本还能过日子，一下滑进贫困线，很多人不得不去领救济。就在这种时候，米勒留下的遗产反而越滚越大。因为他生前一些长期投资在这十年里意外大涨，尤其是和底特律—温莎隧道附近土地有关的一笔投资，最初只是一笔极小的投入，等到1936年遗产正式清算时，整个遗产总额已经膨胀到56.8万加元以上。放在当时，这是一笔足以让普通人改命的巨款。

于是，荒诞的一幕开始了。

在失业、饥饿和前途无望的压力下，许多底层家庭突然发现，在这样一个绝望的年代，生孩子反而成了他们这辈子唯一看得见的翻身机会。

这场比赛从1926年一直持续到1936年。十年间，共有11个家庭被认定为主要竞争者。最后经过法院层层审核，7个家庭被剔除，4位母亲胜出。她们都在这十年里各生下了9个孩子，于是平分了遗产，每人分到11万加元。按今天的购买力和社会收入水平换算，这仍然是一笔相当惊人的财富。

这4位最终胜出的母亲分别是：Annie Katherine Smith、Kathleen Ellen Nagle、Lucy Alice Timleck 和 Isabel Mary Maclean。还有两位原本也提出了分遗产的要求，但因资格存在争议，最后通过庭外和解，各拿了1.25万加元退出诉讼。更讽刺的是，4位获胜者里有3位此前领过多伦多市政府的救济金，后来还被要求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