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峰：理想主义的反面

「人和人最大的差距，除了成绩，就是家庭」
「想赚钱还是图稳定？」「家里条件怎么样？」
「能给孩子提供支撑吗？」这是峰学蔚来的老师们一定会问家长的问题。不同的问题指向不同的解决方案。

这些问题的答案连同考生的省份、选科、成绩一起，被量化成一个又一个的数据和坐标，对应不同的城市层级与所选专业。有人总结张雪峰的报考思路：理工科的专业，就业对口率高，文科专业，就业对口率低；他鼓励文科生尽量锚定「法学、财会、汉语言文学」，称之为「有专业壁垒的专业」，在报考公务员时，文科这三个专业招聘占比更高，「我学了我能干，你没学你干不了。这就叫专业壁垒」；数学成绩好，首推计算机与数学；家里没有强大的背景，他会劝退这样的孩子不要去学金融，「很吃家底」；而医生、律师，校友会成为他们最好的地方资源，「一般在哪里读书，最好是留在那里工作了」。
只不过，对于要赚钱还是要稳定，少有「客户」能给出直接答案，「你只能选一头」，峰学蔚来的志愿填报老师武亮说。当他追问得紧了，会指向一个规律，「所有的家长都想稳定，但所有的孩子都想赚钱」。
他们不鼓励家庭条件普通的孩子求「稳定」，兴趣在这里也鲜少强调。「如果一个家庭普通的孩子说他爱好考古，他怎么给你证明到底是擅长还是想象的爱好？我就劝他先去拿个锄头去烈日里锄一下午的土试试再说。」马志远的话语方式，已经师承了张雪峰的衣钵。
每年，马志远要亲自服务50多名学员，他把自己的报考方式总结为四点，「学科、性格、家庭、成绩」。如果把这几个要素充分拆解，就会指向一系列「过来人」的经验主义：「你的数学、物理比较差，学工科肯定费劲，哪怕去读了工科，考研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确实不太行，工科考研都要考数学；如果孩子挣钱的欲望比较足，那你不能让他报市场营销，市场营销出来都是最没有门槛的销售，你让他去学电气自动化，去做卖一个设备大几百万的销售」；家庭也要分为三类，普通家庭就要奔着赚钱去，因为他们的「容错率低」，「你得先能养活自己，毕业能找份体面的工作。中产家庭的孩子可以兼顾兴趣」。至于中产家庭的定义，「你至少能在苏州这样的城市给孩子买房买车，或者送出国读一读研，医学、生化环材不读研没有意义。但如果你是家大业大，你做什么选择都对。但这一切，没有成绩都是白扯」。
张雪峰的语言更加直接：「人和人最大的差距，除了成绩，就是家庭。」
上千万的网友簇拥着他，更多的家长与他结成同盟，「孩子们要上学，来报名的都是家长」，周航说。
直播间里买单的「客户」来到执行层面。峰学蔚来的报考老师接下了接力棒，他们以不同的省份为区分，被分为四个大组，开始了与家长更密集的沟通。这份工作并不轻松。第一年，他们只拉来400多位家长客户。

峰学蔚来的员工随时可以在格子间里开直播。图源冯颖星
那年6月22日，高考分数陆续公布，峰学蔚来进入全年报考的顶峰，张雪峰租下一家四星级宾馆，所有报考的老师入住其中，开始封闭式志愿填报，睡眠被压缩到一天2个小时，一直持续到报考系统关闭。
那几天，家长的状态更加疯狂。有的省份，报考的窗口期只有3天，武亮上趟洗手间的工夫，网络那头的家长就劈头盖脸骂了出来：「我都急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情拉屎！」报考老师的压力也上涨到顶峰，志愿填报结束，武亮在电梯间里看到有同事痛哭。
很多人离职，周航是坚持下来的人之一。这几年，看着峰学蔚来的志愿填报报名人数从400人涨到5000人，翻了12.5倍，他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通道。他曾在安徽做考研机构的代理，与张雪峰也是同行。进入高考志愿填报行业，最直观的感受是，与考研相比，客群发生了最直接的变化，说服家长要比说服学生容易太多。「都想要一个确定的答案，没有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过得辛苦。」随着张雪峰的视频剪辑片段在网上不断传播，「信息差」、「同分不同命」的概念也渗透到了许多家长的认知深处。
无奈的时刻常有发生。周航负责河北大区，每年，至少有40个家长会对他说：「周老师你能不能给我预留一个名额，我后面两个月的工资发下来，我再攒一攒，我就把这个钱交给你。」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最直接感受到他们对孩子的付出和那种无奈」。
短视频平台的引流是无差别的，但更多的「客户」还是呈现出了人群的集中性。武亮发现，这几年付费购买峰学蔚来志愿填报服务的考生家长里，来自农村的还是少数，「毕竟价格的门槛摆在那里，它本身就是对人群的分流」。来自二三四线城市的家长是最多的，这些家长往往有稳定的工作，「医生、公务员这些体制内的偏多，他们更希望孩子能够走出所在的城市」。
从省份上来看，北京和上海的考生对这类咨询的需求量极少，他们的升学路径往往更为广阔。江苏、黑龙江、山东、河南、河北是咨询大省。各省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的报考偏好：山东家长喜欢求稳，江浙沪的孩子很少「往外跑」，河北的家长喜欢沿着京沪高铁走，「可能是回家方便」。
而在面临有些问题时，他们又几乎呈现出一样的纠结和茫然：「一个211的小语种或者哲学专业，与非211院校的法学专业的选择上，没出分报志愿时，他们都知道要专业优先，一旦自己面临这种选择，都会选择去报211。」「怎么劝都没用呀，他们就在那里纠结，纠结到最后的时刻，就像抓阄一样，匆忙填一个专业上去。」武亮常常感到无奈，他说，「毕竟，我们本质上是一家咨询公司对吧？」最终的决策还是得家长和考生自己来做。

「大家的目的性只会越来越强」
在张雪峰的直播间，一个词语被反复提起：「以终为始。」这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方法论，「如果你确定了终点，为什么要绕远路？」与此对应的实际指导案例是，「你的目标是做河南一个县城的老师，你就去读信阳师范，够用了，而不是去卷北师大、首师大。」他相信大部分人的人生是可以规划的，像他这样能完成底层突破的人是少数，而他要做的是「让大部分人变成天鹅的故事」。
他也观察到，近些年，那些他称之为「有专业壁垒的专业」分数线水涨船高，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等专业，分数上涨了几十分。「大家的目的性只会越来越强」。
「在你的反对声里，坚持选择了自己心之所向的孩子，突破性会不会更大？」我问。
「不会。行业是一个人可以通过理想改变的吗？」他干脆地回答。
他常提起「一杯酒」的故事，那发生在上一段创业时：「我酒精过敏，投资人让你喝酒，喝这一杯就给你投资，你喝不喝？」
1984年，张雪峰出生于齐齐哈尔一个人口只有14万人的小县城，高考考了全县第60名，入读郑州大学给排水专业，「那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
他说自己曾经是个「刺儿头」，读大学时，「什么都干，除了杀人放火」。曾经的梦想是做主持人，但在一次主持人大赛里被人看了眼西服牌子，领悟到自己配不上这个梦想，「理想主义已经没了」。
毕业后他没有像大部分本科同学那样从事本专业，而是一头栽进北京，摸爬滚打，体验过很多年早高峰沙丁鱼罐头般的地铁。
在2010年8月到10月的微博上，他多次在深夜写下：「累，累到不想说话」，「感觉我在透支自己的一切，我的精力，我的身体」，「穷人家的孩子如果想过所谓的好的生活，就要承担这种压力。。。」在这些语句的末尾，都要加几个句号，用打气收尾：「老虎，加油！」「老虎」，是他在线下讲座时常用的名字，源自他的本名，张子彪。
2016年下半年之后，故事的版本就变了。随着曝光的逐渐增多，他开始讲述「27岁靠自己在北京买房」，「娶小7岁的老婆」的「成功叙事」。他宣扬「男人的责任」，「我的孩子是在私立医院生的，我老婆生孩子的时候没遭一点的罪，当时身上只有8万」。
他讨厌稳定，觉得「老了靠那点退休金生活是没出息的」。在北京工作，跟老板谈，「我不要五险一金，你能不能把这个钱直接补给我，多1000块钱」。
在一档节目上做游戏，他发现自己跑不过张绍刚，「他比我大一轮，我怎么能跑不过他呢？」于是决意练习跑步。另一个原因是，「如果你有兴趣，了解一下那帮投资人，他问创始人有什么兴趣，你说跑马拉松，一定是个加分项」。
而那些明确的「成功」目的，在来苏州之后，都已超额兑现。苏州的房子是在2016年就买好的。高调宣布离开北京、搬到苏州，各路媒体和政策的关照也都来了。他娴熟地接受采访、拍宣传片，密切配合着各项工作安排。苏州工业园区的招商引资要找他，反诈宣传要找他，妇女节的宣传也要找他，他成了一张苏州城市新名片。办公室也是工业园区免租给用的，领军人才特事特办。「现在投资人追着要给我投资，我都不要。」

他感觉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欲望」，「原来我激励大家成功，现在我劝人合适，去找舒服」。
让他得意的是，他让女儿过上了不同的生活，挣脱了首先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的大多数，「我小时候弹玻璃球，我女儿现在打高尔夫」，「给她准备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她想做什么都可以」。他认为是自己这一代的务实选择，才换来女儿能任性追随兴趣的权利，「她喜欢画画，我可以给她开一个美术学校，让我的员工的孩子免费去上课，学费我来掏」。
但在深夜的直播间里，当那个连麦的母亲说起普通的家境，说起女儿不愿意听从意见学口腔，张雪峰挂断了连线，突然抒情：「我很心疼这位家长，她做不了这个小姑娘的主。有的孩子学了点什么知识之后，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开始反过来瞧不起自己的家长，最终孩子还是会自己去做决定。这样的家长做得太卑微了。你为她付出了一切，这个孩子还会指责原生家庭的不好。就像一句话说的那样，所有的家长都在等孩子的一句感谢，所有的孩子都在等家长一句道歉。」弹幕刷过，无数家长共情。这场直播以一种煽情的方式做了终结。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兴趣、梦想、自主选择的权利，只是家境殷实子弟的特权吗？这样的观念正是让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张燕最不适的地方。看到张雪峰和自己的母校上了热搜，张燕吃了一惊，感觉自己「被精准狙击了」，「理科，农村家庭，高分，甚至比590分的分数还要高出50分。如果再叠加上流行的性别叙事，还是长女，buff叠满」。
当初选择新闻，她妈妈差点把她「砸晕」。在志愿填报系统关闭的最后一刻，她借用同学家的电脑，自作主张把最关键位置的两个表格做了调换，从而没有走向家人指引的儿科医生方向。得知这一消息，张燕的母亲跟她大吵一架，「气急败坏带着我弟去了上海，去找在那里打工的我爸」。
读大学的几年，张燕加入了几乎所有的媒体社团，想尽办法在大三那年进入媒体实习，毕业也找了媒体的工作。「那些家境好的同学，无论学习什么专业都有到媒体实习的机会，提前验证自己是否适合做媒体。」但她认为自己这样的寒门子弟，「学习新闻几乎是我进入这个行业的唯一路径，也因此获得了很高的职业体验。」
张燕感慨，张雪峰的出发点看起来是同情寒门子弟搵食不易，认为不要用高远的理想去诱骗他们，但事情也可能恰恰相反，「对大多数的高分名校寒门子弟来说，仅仅要温饱并不难，难的反而是，认识到理想是一种人人生而可以追求的基本权利，而非什么特权。」
她眼见自己的两位同学听从了大流，选择了曾经更「实用」的专业，一旦出现职业路径的磕绊，都终止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没有太多动力往前再冲一冲。
她也有朋友是计算机专业的大学老师，教非常热门的研究方向，但明显感觉到选这个专业的研究生里有些非常不适合，常常师生双方气到跳脚。
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和布朗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后、目前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实验室访问教授的叶晓阳，曾在全国多地做田野调查，连续七年为学生义务做志愿填报辅导。
他经过长期的课题研究发现，不同专业之间确实存在平均回报的差异，但在平均回报之下，很多人都会忽略掉专业内部方差（即同⼀个专业，学得好和学得差的⼈之间的差异）。他追踪了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两届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有些学生哪怕身处平均月薪最高的专业，如果大学里的学业表现、生涯发展不太如意，他们的收入也比不过平均月薪较低专业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