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夏天，悄然来了又走了。
毕业那日，无仪式也无告别。我们散散地到校，彼此看一眼，眼底飘着些辨不清的东西。我的心是空的，像一口舀干了的井，只剩黑洞洞的回声。
闲在家那段，我和陈星一、聂五俊、刘保国等几个落榜的“难兄难弟”，整日蹲在墙根，像寻不着窝的麻雀，茫然对望：往后，能做点啥？
那时还没有“做生意”这词。国营企业是月亮，够不着。思来想去，只剩一条路：当兵。当几年兵，回来国家包分配——这政策，没人赖得掉。
我们都报了名。
那年征兵数量大，体检也松了些。县武装部在破旧的院子里，大夫大半认得。检查时，一位抓起我长着血管瘤的手瞅了眼，笑了，在我屁股上一拍，便算过了。
父亲对这事格外上心。陪着我，不说话，就那么站着，眼里有一层薄薄的光。
十二月二日，我们去武装部领了军装，一股浆洗过的硬邦邦的味道。那天下午，临潼满街都是穿绿军装的年轻人，像一茬新冒的麦苗，鲜亮，茫然。
次日广场集合。带兵的中尉个头不高，点完名，只说“记住自己的位置”，便解散。管了顿饭：烩菜，馒头。饭后整队出发。
父亲站在送行人群里，看着我笑。那笑容我后来琢磨了很久——是回味，是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可惜，我只走了三年，未能如他所期，在那条路上走得更远。
我们步行到火车站。闷罐子车里铺着麦秸，席地而坐，像一车运往远方的活物。到西安换硬座，又上来一群西安新兵；咸阳再上一群。一路向北抵铜川。那时延安未通火车，只有一条坑洼的柏油路，如揉皱的黑绸带，甩进山里。
在铜川换军用卡车。十二月陕北，冷如刀割，风从帆布缝钻进来，扎进骨头。我们蜷成一团，昏沉颠簸。不知多久，车停了。手脚已僵，不听使唤。下车抬眼，满目荒凉。黄土山梁起伏，如大地裸露的筋骨。枯草稀拉，像幅褪色的旧画。
这山沟叫阳弯，当年三五九旅垦荒之地，如今是我们新兵连。窑洞便是营房。
整队后，副连长李胜林训话。山东人，个子不高，声如洪钟，古铜脸膛，浑身似铁打。后来听说，一次新兵投弹时，有战士失手将拉了弦的手榴弹掉在脚边，他一个箭步踢下山坡，扑倒战士，荣立二等功。
新兵连的生活单调，却新鲜。
窑洞深，塞十二个人一个班。里头四分之三是地铺，铺厚麦秸，褥子压在上面，人挨人，翻身得喊“一二三”。
最头疼是整理内务。要叠出豆腐块般的被子，床单不能有一丝皱纹。牙刷、毛巾、挎包，样样有固定位置，必须整齐划一。
晨起出操，跑完吃饭。一班围一圈，中间大盆装五六样菜。饭在藤篮里，或馒头，或“二米饭”——小米掺大米。最好吃是糜子蒸的饭，黏糯香浓。我曾一气连干三碗，菜都不用。复员后，再没吃过那么香的饭。
训练无非内务、队列、瞄准。齐步、跑步、正步，走到脚底起泡。立、跪、卧姿瞄准，趴在黄土地上一趴就是半天，胳膊肘磨出茧子。最怕是夜间紧急集合，还要打背包。黑灯瞎火，两人拽一床被子，好容易跑出去，没几步背包散了架，被子拖在地上像条死蛇。
好在三个月，熬着熬着，也就过了。最后实弹射击和投弹，我都达了优秀下限。
新训结束，分到老连队。连队在延安旁的山坳，叫大砭沟。我成了三连的步枪手。后来因板报出的好，字写的好借调团部宣传股当通讯员，给《人民军队报》写稿。那段时间，在各报刊上发了六十多篇“豆腐块”。一次《解放军报》记者王红来到团里采访了三五九旅老红军赫树材，写出《昔日气死牛，今日火车头》的长篇通讯，那几日几乎不分昼夜，他边写边改，我一丝不苟抄写在稿纸上，一个方格一个字。最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该人物通讯。《解放军报》全文刊登，《人民日报》进行了转载。这件事让我获益匪浅。
驻地人烟稀少非常安静，常看到老乡瘦小的身躯黝黑的面孔头上裹着白头巾赶着小毛驴沿着山坡的羊肠小道去干活，驴身上一根绳子，一头挷的是一罐子水，另一头是竹编的篮子，里面是玉米面馍馍，篮口刚好能放一个瓷碗，里面是玉米面搅团或咸菜用粗布盖着。
机关比连队自由，常去延安市逛，站在山梁上俯瞰延安市连片低矮的青砖灰瓦平房一直延伸至宝塔山脚下，只有延安饭店鹤立鸡群，一九五八年没计为十层，一九六二年开业时只盖到五层，现在加建到十二层。每次都光顾新华书店，营业员中有北京知青，八一年了还没回去。
回忆常感纠结。一生平凡如黄土高原一粒沙，无甚可炫。但那三年，是我最值得回味的三年。
那三年，学会了一个男人该怎么挺直腰杆站着。明白了什么叫纪律，什么叫责任，什么叫兄弟。在陕北寒风中懂得了凛冽，也在战友的体温里懂得了温暖。
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早已远去。闷罐车早已锈蚀，窑洞多已坍塌。副连长李胜林一直是我的偶像。但我记得那个冬天，记得那身绿军装，记得父亲脸上的笑容——那笑容像一盏灯，在心底亮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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