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任何人通过努力都可以掌握；但是浸透了文化传统的经验，却不是用学知识的方式可以学到的。因为它几乎是一种潜意识，并非只依靠努力就能掌握。”

​所谓的“历史感觉”不是从知识当中，而是从这种日常体验中来的。如果说教养是功利目的之外的精神造诣，那么它的非功利性恰恰具有不可取代的现实功能。当一个社会充满意识形态的对立时，文化教养就是最好的解毒剂。它可以防止宽容、理性、多元等价值的形骸化，保证民主制度不会变质成狂热信条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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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藤周一的实践，就很好地诠释了教养如何才能够超越个人品质而拥有社会性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加藤的问题意识，与我们上一章谈到的鹤见俊辅的问题意识发生了关联：鹤见俊辅指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在1950年代的奇妙的结合，加藤则提示了文明与意识形态狂热信条之间的对立。这个对立意味着，当民主制度不具有文明内涵的时候，通过狂热的意识形态，它随时可以转变为法西斯主义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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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所有的狂热信条，成为加藤终身的信念——这一点构成了他理解文明和自由的基础，也使他对于教养的理解获得了历史与政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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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理性的加藤在这里给人们提出的问题是：即使在国家权力背叛文明的情况下，即使理性无法直接对抗暴力，文明与自由的理念是否仍然是必须坚持的？

固然没有办法用说理来左右国家政治，但是只要一个社会还有理性存在，就不可能彻底堕落。假如一个国家已经不讲道理了，那么即使这个国家再富裕、再强大，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与“禽兽”还有多少差异呢？理性的存在，可以抑制狂热状态，削弱法西斯主义滋生的社会土壤，让文明薪火相传。尽管在不同的社会里，文明的具体内涵有所不同，但是人类文明在基本点上都是相通的，那就是有尊严地生活，有智慧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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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 著
《戈迪乌斯绳结：思想巨变中的日本》第168到169页。

想念2020级和我讨论日本问题的藏族女学生穆开欣。以及把此书推荐给2025级1班的梁燕萍同学，和2024级8班的尹茜同学。日本于1898年颁布民法典，1947年战败的日本颁布了《应急民法处置法》，在同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操控下，《日本新宪法》颁布，美国占领军在日本强力推行了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美国式民主。然而日本在野政治思想家鹤见俊辅和加藤周一，作为日本“自由人”思想的缔造者，他们共同的对日本国民性战后塑造，贡献了自己非常珍贵的思考。借着此书，我认识了加拿大外交官诺曼，这个加拿大日本史研究学者，以《日本的农民和劳工》为切入点，非常真诚地阐释了关于他对被外力推动民主的日本国家的国民的“自由人”高贵教养的迷人梦想。1957年，诺曼以“苏格拉底之死”完成了他毕生所学与梦想的终极归宿，他从开罗的办公大楼自尽。在日本留下了有关“诺曼之死”的思想史之争。感谢作者孙歌，我的收获巨大。坚持教养，是文明社会塑造强而智的自由人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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