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评：黑校车悲剧，岂能只归咎于“司机超载”？

据媒体报道：2026年3月23日，贵州赫章县一辆核载7人的面包车塞进16名学生，撞上路边货车，致2死14伤。驾驶人张某广被控制，排除酒驾毒驾。表面看，这是司机违法超员、安全意识淡薄的个案；但深入追问：为何“黑校车”屡禁不止？为何家长明知危险仍“别无选择”？

答案藏在“撤点并校”后的现实夹缝中。新寨村孩子上学要走六七公里山路，村小早已撤并至海雀小学，而当地无公交、无校车、无出租车。留守儿童由老人照看，无力接送。于是，5元一趟的“黑面包车”成了唯一选择。这不是侥幸，而是系统性公共服务缺位下的无奈妥协。

“黑校车”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是乡村教育布局调整与交通配套脱节的产物。政策初衷是整合资源、提升质量，却忽视了地理阻隔与经济现实。山高路远、财政有限，正规校车开不进来，也养不起。于是，监管靠突击整治，执法靠路口设卡，治标不治本。

更讽刺的是，这类车在当地早已“常态化”。村民说：“每天早上都看到面包车拉十五六个学生。”司机是“老司机”，家长是“知情者”，学校是“默许方”，监管是“事后响应”。一条完整的灰色链条，在“大家都这样”的麻木中运转多年。

悲剧发生后，官方呼吁“拒绝黑校车”，社区开始宣传交通安全。可若不提供替代方案，这样的呼吁只是道德绑架。堵而不疏，只会让风险转入地下，更加隐蔽、更加危险。

根治“黑校车”，不能只抓司机，更要补上公共服务的短板。必须将学生通勤纳入基本民生保障，由教育、交通、财政协同推进：或建设合规校车，或发展定制公交，或优化寄宿制学校布局。唯有让安全出行“可及、可负担、可持续”，才能真正斩断这条血色上学路。

孩子的生命，不该为制度缺位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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