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基础不够，革命就是儿戏！
1930年，军阀混战，红军借机打了胜仗，可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却开始盛行。
当年7月，正在天津做地下工作的山西特委交通员高克亭，收到了中央转给山西的文件，其中就包括党史上大名鼎鼎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
核心内容就是片面夸大反动派的危机，否认革命斗争的长期性，要求各地特别是中心城市，赶紧暴动，进而带动全国胜利。
说白了，还是想复刻苏联道路。
说得更直白，就是不想长期吃苦，想一下解决问题。
问题是敌人不配合你的幻想，群众基础也不到啊！
太原是阎锡山多年经验的老巢，我们的地下党团组织把传单、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工作看起来，搞得有声有色，表面看是开展起来了，其实根基很差。
团的方面，当时山西团组织的负责人，就是后来牺牲在上海龙华的王青士烈士。
他的脑子也过热了，讲：“现在正处于革命高潮，群众普遍对国民党统治不满，愿意跟共产党闹革命，只要公开我们是共产党，就会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跟着我们干。”
在这种不切实际的思想影响下，一些党员和革命群众做出了一些幼稚可笑的事情，遭到不应有的损失。损失大的，我原先讲过，这里讲个损失不大，敌人都觉得好笑的例子。
地下党员、山右大学学生刘文举，执行立三路线很坚决，当三民主义教员正在讲授三民主义课时，他突然跑上讲台，大喊：“反对饭桶教员！我是共产党员，大家跟我来闹革命吧！”
这一突如其来的大喊，一下子把教员和学生喊愣了，大家都莫名其妙。结果不但没有响应，他自己反而被校警抓走了。国民党当局认为他是精神病患者，不是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哪有当众宣传自己是共产党员的？
进了敌人的监狱，刘文举也在反思，这么蛮干，即便牺牲也毫无意义，便顺水推舟，装疯卖傻，几天后就被取保释放了。
出来之后，他痛定思痛，向组织上建议，不要这么瞎胡搞，不踏踏实实做群众工作，幻想喊几句口号，群众就跟我走，愿意跟我们一起掉脑袋来争取革命胜利，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只会害了党，害了革命同志，百害无一利。
结果，组织上脑子过热的领导，二话不说，就给刘文举扣上胆怯懦弱的帽子，说他被敌人吓破了胆，给开除党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