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香港的关系很微妙。

第一次来香港是1997年，它刚回归，我上小学，被选中代表我老家参加了一个全国的小记者团，跑到香港去旅行+采访一些香港代表人物。我采访的是李嘉诚。

带队老师提前跟我们打招呼，不要问“前几个月当地人是如何庆祝如何快乐的”之类的问题，因为这一阵子被问得太多了，回答的都疲了。小孩都乖乖听话，只有我很困惑，我想知道李对这个问题也疲了吗。所以我就问了李，为什么不能问这么个问题，你是也疲了吗。李就笑了。同时把我们带队的人吓死，立刻打圆场过去。

那就是我第一次对香港的“体验”。给团队老师留下了“很可怕的小孩”的印象。

我7岁的时候父母离异，我妈就一个人去香港了。所以对我来说，香港就是一个——我妈在一种选择中做下了prefer决定——的地方。
这个prefer的决定，让我感受很复杂。某种潜意识里，我认为那是一个“坏”的地方，是被我妈妈选择超越了我的地方。

但与此同时，每次在乌鲁木齐收到我妈从香港寄来的昂贵的精致的难得的礼物，比如，我妈会给我寄台版或者港版的正版日本漫画/动画套装——这让从小就是二次元少女的我兴奋得在床上打滚。那些瞬间，香港又是遥远的“好”的象征。

我小时候，每年，或者隔一年，都会飞去香港或者深圳，和我妈短暂见一面。很多次我都是自己坐飞机，小小的脖子上挂着个牌子，被空姐带着，独自跨越整个中国，从最西边到最南边。

我对这个城市如此熟悉，因为我从7岁开始，几乎年年都要跑来一趟，从小跑到大；但又如此不熟悉，因为我来这里只是为了见我妈——我不懂它的街道，不在意它的文化，不上心这个城市除了我妈的一切。我不怎么听香港音乐，不太看港片，对粤语也毫无“特殊感觉”。

再大一点，我家里一群富有的长辈和公子哥儿姐儿们，热衷于来香港购物奢侈品。于是每年我都要“被迫”跟着家里人跑来香港“购物”。是他们购物，我在旁边玩手机、受天气潮热的痛苦、无聊无所事事。
那时候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变成了，奢华的酒店房间、连成一片的奢侈品牌、毕恭毕敬的sales、各个vic区域的沙发座椅和小点心——因为只有我是负责坐着吃的，其他人都在又买又试。
（讽刺的是，如今我也变成了专门来香港买买买的人，虽然买的方向和他们大相径庭。:D

16年前最后一次香港行，停在彼时最不好的记忆里。
我的家人在一家奢侈品店买了太长时间，我又累又困，想回酒店，惹得他们大发雷霆，对着我发脾气，我刚了几句，他们就让我赶紧滚。
我转身就“滚”了。我那时候还是学生、身无分文没法叫车、也没记住酒店地址、不知道当时身处何地、走出店门也不知道应该去哪，但我还是推开门就走了。

现在我已经知道，即便在我最没有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经济能力的时候，我也绝对不允许被人打压。我永远不对上位者柔软和听从。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听话的人。

我走在香港琳琅满目的品牌招牌下面，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边走边哭。有一些路人侧目，擦肩而过。我当时下决心，我得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远离所有可以掌控我生活的人。

我要快点完全掌控自己。

我内心深处一定是很抗拒香港的。所以才会从2009年那次之后，再也没来过——
那一年年末，正是我搬去悉尼、且发现了新的足以建立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世界与家的可能性的时刻。
于是我光明正大地摆脱了这座让我别扭的城市。我不再需要靠近又疏离地来这里寻找什么了。

在悉尼生活的16年，我因缘际会交往了很多来自香港的好朋友。她们成了我精神上非常重要的一份子。而我从未告诉过她们我与这个城市的关系，以至于这么多年后她们还在各自支招为我这次的“初次抵达”提供便利。

现在是2026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完全独立的“我”的身份来到这座城市。
不是被带队老师教训的小记者，
不是被空姐照顾着飞来找妈的小女孩，
不是被家族长辈骂“不喜欢就滚”的少女，

我是一个，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有稳定而坚实的情感支持系统，有舒适的可以随时回去的称作“家”的地方，可以纯粹为了“喜欢”而随心所欲的、不受任何人控制的、经济独立、爱好清晰的，成熟的女性。
我终于变成了我自己。

所以这一次，“我”和这座城市“初次相见”了。

Hello
Hong Kong
Nice to meet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