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的文章，污名化，而非禁令，才是遏制手机的方式Stigma, not a ban, is the way to curb phones

詹姆斯·马里奥特

作家威尔·斯托尔曾指出，室内禁烟令的成功，与其说是为了减少二手烟，不如说是迫使吸烟者在酒吧的一个晚上里反复把自己与朋友隔离开来。通过把吸烟者“赶到外面去”，这项禁令将他们推向了“社交网络的边缘”。

人类并不总能依照自身的健康利益行事，但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渴望归属与尊重。对被排斥的恐惧，比对肺气肿的担忧更能驱动行为改变。吸烟率下降最重要的推动力，其实是吸烟社会地位的不断贬值。

在他的著作《地位游戏》中，斯托尔进一步提出，地位竞争是驱动人类行为的隐秘引擎，塑造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对地位的细微差别极其敏感，以至于在与上级交谈时会不自觉地把声音提高，显得更为顺从。甚至仅凭办公室里两个人交谈的剪影，我们也能判断出谁在管理谁。斯托尔认为，一项真正有效的公共健康宣传，不该在烟盒上印满发黑的肺和腐烂的脚，而应该印上那些独自站在门外的吸烟者形象。

上周，加利福尼亚州陪审团裁定社交媒体的设计具有成瘾性，这一裁决被视为科技行业期待已久的“重大烟草时刻”。这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我们真的要赢得对抗成瘾性屏幕技术的战斗，智能手机也必须经历类似香烟的文化转变——从高地位象征沦为低地位标志。如今，这种转变已开始显现端倪。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智能手机无疑是光鲜的象征，是父母富裕与纵容的最佳标志。对纽卡斯尔郊区的青少年来说，哪怕拥有一个推特账号，也意味着某种世界主义的见识——还有什么比能随时阅读斯蒂芬·弗莱爵士的即时感想更显得老练？而如今，人人都有智能手机。再看“信息垃圾”（slop）和“脑腐”（brainrot）这些流行俚语的流行，沉迷社交媒体已不再代表聪明才智。随着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网络生活的虚假，那些不断在网上炫耀假期或事业的人，不再显得令人向往，反而显得焦虑而用力。某种“神秘的缺席”，反倒更显格调。

圣诞节后，一位朋友对我说：“今年大家几乎都没拿出手机，我们还专门聊到这似乎成了一种新的礼仪。”他怀疑，家里有些人如今已经把无意识地刷手机视为“俗气”。当然，许多中产阶级确实真心担忧智商下降和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但限制手机使用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微妙的地位信号。也许它象征着自制力；也许意味着你“见多识广”：你读过乔纳森·海特；你订阅那些刊登“数字排毒”文章的严肃报纸。

从经济角度看，依赖智能手机本身就是低地位的象征。有人曾指出，现代就业的一个重要分界，在于你是工作在“API之上”还是“API之下”——也就是你是向软件发出指令，还是接受软件的指令。优步司机、Deliveroo骑手以及其他数字零工经济从业者，都受制于手机的调度。配送应用那尖锐的提示音，正是21世纪的工厂汽笛。你在经济层级中越高，就越不需要对应用的提示声立刻作出反应。

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地位，长期以来都通过一种“炫耀式的自我克制”来定义。想想伦勃朗画中的阿姆斯特丹富裕市民——这些最早的国际资本家，并未身着紫袍，而是穿着朴素的黑衣。在一个热量过剩的时代，通过素食主义和马拉松来彰显地位，比肥胖更有效。并非不可想象，在未来，中产阶级的高地位活动将是读书会、数学奥赛和“科技断食”。

即便那些无法约束自身手机依赖的中产父母，也会以近乎偏执的谨慎来控制孩子的屏幕时间。据《纽约时报》近期报道，在美国一些上层中产家庭中，如果保姆在孩子面前看一眼自己的手机屏幕，甚至可能因此丢掉工作。

这与大多数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那种对技术毫无反思的乌托邦氛围，已大不相同。也许在未来几十年里，上层中产家庭的孩子只要触碰手机，就会产生一种信息时代版的“天主教式负罪感”。《纽约时报》的另一篇报道（向来是焦虑中产阶级风尚的可靠风向标）追踪了一群放弃使用手机的大学生。当然，这些学生就读的并非普通公立大学，而是一所精英文理学院。

这并不是在为势利辩护，而只是指出：地位竞争是文化变迁的重要驱动力。纵观历史，婴儿名字、餐桌礼仪和着装习惯，都是从上层向下层扩散的。一个被科技成瘾所“僵尸化”的未来完全有可能出现。但如果我们真的有朝一日摆脱智能手机对注意力的控制，这个故事恐怕既关乎地位，也关乎立法——尽管我个人对“室内刷手机禁令”的幻想，恐怕仍难实现。#海外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