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922 年在《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将中国文学分为“浪漫”与“写实”两派，从此开始了“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虚伪博物馆的建构。屈原和李白都被视为典型的浪漫诗人。梁启超认为李白的诗歌想象与神话颇多相联，刘大杰又认为李白诗歌追求自由与放纵，符合西方文艺理论对于浪漫主义文学的定义，即注重想象，关注自然、神话何诗歌，追求自我崇尚激情。

这一现代李白诠释传统自此开始了它连续不断的虚伪产出。49年以后则因苏联马列文论体系的影响，开始流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元相对的批评模式。74年之后，《长安三万里》终于在荧幕上用高适和李白，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二元对立，用唐俑式香蕉人的歪嘴挤眼制造了出来，我等观众何幸如之！[吐]

用浪漫主义诠释李白，就像给李白穿上了束腰鲸鱼骨、玻璃高跟鞋。当然中国文学界也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近年来也有深扒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质疑浪漫主义是否适合诠释李白的。

我直接以李白《将进酒》一诗为例，说明李白为什么不是浪漫主义这个束腰鲸鱼骨式的低级西方文学概念能够诠释的。

《将进酒》的开头，是在说人生的虚无。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头一句比兴，第二句达意。

上一篇文说过，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是西方试图以激情克服现代虚无主义的一场运动（对的，不是梁启超理解的那么肤浅表面）。

李白《将进酒》的开头，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人生易逝、无可奈何的悲凉，这确实是一种类似西方虚无主义的情感。

希腊神话中曾有弥达斯王追问酒神伴护西勒努斯，对人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得到的回答是，人是朝生暮死的可怜虫、无常与苦难之子，对人来说，最好就是不要出生，次好的是立刻就死。《剩经》里的约伯蒙难时也诅咒自己不要出生，可见西方文化，不管希腊和希伯来之间隔了多少个盎撒，他们在虚无主义这个问题上看法是一样的。

尼采认为希腊人克服虚无主义的方式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前者是理性的，相信灵魂不朽，构建了奥林匹斯神话的幻觉来让自己相信人生是值得过的——希腊人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活得像神一样；后者是非理性的，在个体生命破灭时让人回归到生命意志。

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可以说是酒神精神的发展。因为浪漫主义的低级阶段虽然追求个体生命自由，但它的高级阶段追求生命的毁灭和回归（当然这是梁启超们不理解的）。

因此要真正对标西方浪漫主义理解李白这首诗，就要理解，中国人对虚无主义的态度是怎样的，以及李白在这首诗中怎样克服虚无主义。

中国人当然自古就知道人生幻灭与易逝的痛苦。“来时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但中国人没有陷于虚无主义之中，而是积极寻求克服虚无主义的路径。中国人在天地运行的规律之中，与世界达成了和谐。

庄子在妻子逝世后鼓盆而歌，惠施吊唁说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庄子说：“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庄子说刚开始的时候很伤心。但仔细一想，她出生之前没有生命和形体，现在她死了，只不过是回归到了生命之前的本来面目，就像四季运行一样。她现在静静地寝卧在天地之间，如果我还哭哭啼啼，这是不通天命啊！成玄英因此说庄子“知生死之不二，达哀乐之为一”，陈鼓应说庄子“忘却死亡之忧”。

可见中国古人是以体察天地运行规律的理性认识，获得一种旷达的态度，来克服生命的虚无。

再来看李白的《将进酒》，就不难发现，黄河之水当然不是天上来的。黄河是大地上的河，古人以山川河岳之神为地祇，所以这是在说“地”，再加上后一句人的悲白发——看到没，开头两句”君不见“，是天地人合一的，天地人都同悲的逝者如斯、无可挽回，因为这是天地人都在其中、又无法改变的事，这是大道运行之自然。因此，诗末尾的”与尔同消万古愁“，才不仅呼应了开头，而且是理论上说得通的，天地都无可挽回的悲愁，才称得上”万古愁“。

这首诗的雄奇，就在于它将天地之行纳入了人的悲愁之中。一个人的悲愁是渺小的，但如果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呢？如果我之悲即天地之悲呢？我之愁即万古之愁呢？这首诗的格局是不是就大了？

红楼梦的作者深谙此道，所以怡红公子饮的才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实际上古人评价诗歌高下的标准，很大程度就是如此，诗人胸中吞吐天地的诗歌，就高于仅抒发个人感情的。这不是与追求个人自由与个性的浪漫主义完全南辕北辙了？挖坑埋了吧。

所以《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与尔同消万古愁“，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浪漫主义理论中的“想象“概念就可以诠释的。这不是什么想象，这是符合中国哲学理论和精神的诗歌。用浪漫主义理解中国诗歌，明显是对中国文化的矮化，碎片化，单向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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