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故事还有，2018年，我和几个法国同事去台湾出差。那天在台北故宫开完会，大家顺路去附近逛街。原本只是很普通的一次散步，没想到走着走着，其中一位同事远远地被一盏花花绿绿的纸灯吸引进了一家纸扎店。
那一刻，仿佛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在他们面前打开了。店里摆满了纸做的房子、汽车、元宝、冥币，还有各种我们从小看惯了、几乎不会多看一眼的祭祀用品。坦白说，我们平时都会因为隐约觉得晦气而远离这些东西。但在他们眼里，这一切都新奇得不得了，简直像进入了某种介于民俗博物馆、当代艺术装置和魔法商店之间的神秘空间。几个人站在那里，一边惊叹，一边不停地问我：这是什么？那个又是干什么的？我就发挥了人类学者的专长在旁边尽力给他们解释这些物件背后的意义和功能。
结果，我这一解释，不仅没有起到任何“劝退”作用，反而彻底激发了他们的购买欲。
最后，三个人各自认真挑选了一大堆冥币和元宝，郑重其事地当成“台湾限定伴手礼”带回了法国。那场面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好笑：几个法国学术同行，拎着金灿灿的纸元宝和成沓冥币，神情满足甚至是带着骄傲得像刚从精品买手店扫完货。
Claude Lévi-Strauss大概会懂这种错位的趣味：本文化中的生存焦虑，在异文化中，往往就变成了美学沉思。 对我们来说，这些纸扎物背后牵连的是慎终追远、死亡秩序，甚至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忌讳与边界；但对异乡来客而言，它们首先显现出来的，却是形式、色彩、象征与想象力。也正是在这样的错位里，文化才突然变得既陌生，又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