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大家都喜欢看故事。那再讲两个故事。不讲古代的了,就讲现在的,刚刚发生的。
一是张雪峰和张雪。张雪峰的说法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没资格谈兴趣,就应该填最容易找到工作的专业”。而张雪出身贫寒,但几十年追求自己的梦想、追随自己的兴趣,最终成功了。那些听了张雪峰话的孩子们,以后就算找到工作了,他们就真的幸福了么?但那些学张雪的孩子们,就真的会成功么,哪怕不成功也真的会感受到过程的快乐么?#张雪峰送给正在迷茫年轻人的一句话#
二是于东来和张雪。每次胖东来的新闻出来,都有很多人在下面回复“我也想到胖东来上班”。但张雪的新闻下面,没有一个人这么回复。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默认胖东来的工作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我就是傻子,当个保洁总行吧,也一个月8000吧。但张雪机车,虽然他自己说“每年涨两次工资”,待遇也比其它企业高几倍。但是,他也说了,有竞争、有淘汰而且要看懂图纸、要有技术。也就是说,前者是由于没有技术含量而能让脱产者产生亲近感的,后者则只能叶公好龙的鼓鼓掌但却不可能想到融入其中。#于东来张雪隔空共鸣#
你看,是不是很对立?是不是很适合用来制造撕裂和话题?而且的确已经有不少风向在带这种节奏了。
那么,应该怎么看待呢?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层道理。
第一层:人生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张雪峰的话和张雪的路放在一起,很多人会自动读成一道选择题:你站张雪峰,还是站张雪?你支持现实主义,还是支持理想主义?
但这既不是一道单选题、也不是对错题。
张雪峰的话,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他面对的是一个信息不对称、抗风险能力弱的群体或个体。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父母可能没有能力帮他兜底,他自己也没有试错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优先考虑生存、优先考虑就业,这不是什么“功利主义”,这是对自己负责。张雪峰的话本质上是在说:先站稳,再谈站得高不高。这个逻辑,没有问题。
张雪的故事,有一个明确的叙述:他坚持了几十年,最终成功了。这句话里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略的词,是“最终”。几十年的时间里,他承受了多少压力、经历了多少次失败、消耗了多少资源?这些是故事里没有来得及讲、不可能讲全讲具体讲形象的,哪怕再拍一部《飞驰人生4》也不可能重点落在苦难上。张雪的成功是真实的,但它的可复制性是需要讨论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漫长的低谷里扛住,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去扛。
所以,这两件事不是对立的。它们甚至不是不同的光谱,而是同一条光谱上的两个不同位置。
一个社会,既需要有人告诉年轻人“先吃饱饭再说”,也需要有人证明“坚持热爱也能活出来”。前者是底线思维,后者是上限探索。没有底线,上限是空中楼阁;没有上限,底线就成了天花板。
至于“听了张雪峰话的孩子们,以后就算找到工作了,他们就真的幸福了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幸福”不是由第一份工作决定的,甚至不是由职业路径单方面决定的。一个人可以在稳定的工作中找到意义,也可以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感受意义。幸福不是某种职业的专属赠品,而是人与职业之间的匹配度、人在职业中的自主感、以及职业之外的生活质量的综合结果。
把幸福当成一个可以计算的终局,本身就是一种误解。
第二层:劳动不分贵贱
“我也想去胖东来上班”这句话,表面上看是对胖东来的认可,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微妙的心理:我干得了这个。这句话仔细品味,有一种隐蔽的优越感。它不是刻意流露,却是自己都不觉察的存在。它暗含的意思是:胖东来的工作,不需要太高的门槛,我随时可以胜任。这是一种“降维参与”的心态。
而面对张雪的机车厂,没有人说“我也想去”,不是因为大家不想去,而是因为大家知道自己去不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大家默认自己“可能去不了”。这里的不确定性让人退缩。不是不想,是不敢轻易说“我也行”。
这两种反应,不仅仅反映了对劳动的贵贱认知,也是劳动本身的可视化程度。
保洁、理货、收银,这些工作的劳动过程是高度可见的。你看到一个人在扫地,你就知道他在扫地。你看到一个人在搬货,你就知道他在搬货。你看得见,你就觉得你也会。而看懂图纸、操作精密设备、在竞争中保持不被淘汰,这些劳动的认知过程是不可见的。你不知道一个人在图纸前想了多久、计算了多少数据、排除了多少种错误可能。你看不见,你就觉得你不会——或者至少,你不敢说你一定会。
但这两种劳动,本质上都是劳动。扫地和画图纸,付出的时间、精力、心力,在“劳动”这个层面是等价的。不同的只是劳动的密度和形态。
那么,两者真的是一个更高级、一个更低级的对立吗?
不是。
胖东来提供的是“体面的服务型劳动”,张雪提供的是“高回报的技术型劳动”。前者解决的是大量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尊严问题,后者解决的是技术工人的激励机制问题。一个社会既需要有人把服务行业做成体面的事业,也需要有人把制造业做成有吸引力的行业。这不是对立,这是市场的完整性。
不同的企业家,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提供不同类型的就业岗位,这是市场的正常状态。如果全中国的企业都像胖东来,谁来造发动机?如果全中国的企业都像张雪机车,那些不适合做技术的人去哪里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劳动本身无贵贱,是人们由于各种原因将其分出了贵贱。
第三层:网络发言的脱产属性不等于发言者的真实立场
在网络上说“我也想去胖东来”的人,和现实中真的去投简历的人,往往、大多、根本不是同一批人。前者是一种情感表达,是一种对“理想工作环境”的向往,是一种对现实工作压力的宣泄。后者才是一种真实的职业选择。
同样,在张雪新闻下面没有发出“我也想来上班”的人,和现实中真的去学技术、考证书、进工厂的人,都是“沉默”,但也不是同一批人。前者是因为不敢轻易表态,后者是因为正在行动。
网络上的言论,很多时候不是行动的前奏,而是情绪的出口。一个人在加班到深夜的时候刷到胖东来的新闻,说一句“我也想去”,第二天早上还是老老实实去上班。这不是虚伪,这是人在不同场景下的不同表达方式。
不要把网络上的“声音”等同于现实中的“立场”、特别是行动指南。一个人可以在网上支持张雪峰的实用主义,同时在现实中鼓励自己的孩子追求兴趣。一个人可以在网上羡慕胖东来的工作环境,同时在现实中坚守自己的技术岗位。这不是分裂,这是人在不同语境下的人格分配。
第四层:不同的人不是敌人
张雪峰的粉丝和张雪的粉丝,是对立的吗?
不是。
张雪峰的粉丝,大多是在生存压力下做出理性选择的普通人。他们不是不尊重兴趣,而是知道兴趣是有成本的。张雪的粉丝,大多是对技术、对热爱、对长期主义有信仰的人。他们不是不尊重现实,而是相信热爱本身可以成为一种生产力。
这两群人,在现实中甚至可能是同一个人。就像喜欢《逐玉》的和喜欢《亮剑》的可能也是同一个人。一个人白天按照张雪峰的建议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晚上下班后在自己的兴趣上投入时间和精力。他既不是在背叛张雪,也不是在背叛张雪峰。他是在用张雪峰的方法论保障生存,用张雪的精神滋养生活。
人生不是只有一条赛道。人是可以在不同阶段、不同维度上采用不同策略的。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了四种“不好”的心理倾向,也可以同样应用于这两个故事中。
1、审判者姿态。
张雪峰说“普通家庭的孩子没资格谈兴趣”,有人给他定罪这是功利主义,是在扼杀年轻人的梦想。张雪用几十年追求梦想成功了,有人给了另一罪名,这是幸存者偏差,大多数追梦的人都摔死了,你凭什么教别人学你?
可是,张雪峰说的是错的吗?张雪做的是错的吗?都没有错。
那谁错了呢?那些非要“定罪”的人错了。
张雪峰和张雪都是草根出身、底层逆袭的典范,都是深谙流量密码的网红大V,又都是毁誉参半的争议人物。他们的不同只是同一条光谱上的两个不同位置。一个教人在现实里站稳,一个证明热爱也能杀出来。你非要把其中一个打成“罪人”,到底是谁的问题?
同样的,昨天于东来主动提到了张雪机车,他说:“就像张雪说的那样,只有你内心善良、内心有爱,才能创造出好品质的产品。”于东来没有说“你的企业模式不对,我的才对”,他看到了张雪身上和自己相通的东西。而张雪呢?他专门跑到许昌参观胖东来,说自己是来学习用户体验的,因为用户体验做得最好的标杆就是胖东来。两个企业家在互相欣赏、互相学习,网络上的审判者们却在他们之间筑墙。谁才是那个“吃饱了撑的,在河边专门给人定罪的人”?
2、对立性陷阱
今天的舆论场需要对立、预设撕裂。张雪峰和张雪一定是对立的,胖东来和张雪机车一定是对立的。在这个前提下,让人们开始了无穷无尽的站队游戏。
张雪峰和张雪被定义、被标签化、被符号化为实用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仿佛他们各自代表了一种互不相容的人生哲学。但张雪峰难道没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他做了很多捐赠和公益,他经常讲述人生理想讲的心驰神往。张雪难道没有实用主义的考量?他也需要融资、需要考虑公司盈亏,也需要营销,他采访时讲完真话讲假话、讲完实话讲废话,都要讲。
胖东来和张雪机车这两种模式也被解读成对立:胖东来是“温情资本主义”,张雪机车是“残酷竞争主义”。胖东来让普通人活得有尊严,张雪机车只适合精英。
不对立,勿宁死。
3、傲慢型共情
有人说,张雪峰的话让年轻人放弃了梦想,变得功利、短视,他应该被批判。说这话的人,往往自己不需要面对张雪峰所描述的那种生存压力。他们站在岸上,指责水里的人姿势不对。
有人说,那些说“我也想去胖东来上班”的人,不过是贪图安逸、逃避竞争。说这话的人,往往自己也未必能胜任张雪机车工程师的岗位。他们用贬低别人的选择来抬高自己的优越感。
还有人说,张雪机车的员工淘汰率太残酷了,这不是把人当工具吗?说这话的人,大概没有想过:一个没有淘汰机制的企业,如何在国际市场上和欧美日竞争?张雪敢砸钱、敢淘汰,促成了公司内部的竞争氛围,直接推动了优秀产品的不断问世。2025年,张雪机车总产值7.5亿元,研发投入6958万元,占比9.33%——这些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和技术突破。
“慈悲”不是算账。那些看似最关心年轻人梦想、最关心劳动者权益的人,恰恰可能是最傲慢的人。他们的“慈悲”只服务于道德优越感,而非对众生的真实体恤。
真正的共情是什么?是承认张雪峰的建议对很多人来说确实是更安全的选择,同时也承认张雪的故事对很多人来说是值得仰望的光芒。是承认胖东来的模式让普通劳动者活得有尊严,同时也承认张雪机车的模式让技术人员获得了更高的回报和更大的成就感。不需要贬低一个来抬高另一个。
4、命名即干涉
今天的舆论场,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步变化,习惯于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压缩成一个又一个简洁的标签,什么“实用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温情资本主义”“残酷竞争主义”“幸存者偏差”“精英主义”,还有粉底液将军,哈哈。然后用这些标签去命名一个人、一个企业、一种观点。命名完了,讨论也就结束了。
胖东来的保洁岗位月薪8000多元,但它同时也要求员工有极高的服务意识和情绪劳动能力,这难道不是一种“技术”吗?张雪机车工程师岗位要求中专以上学历、1年以上台架试验工作经验,但它的组装岗位保底7500元/月,也不一定需要多么高不可攀的技术。标签简化了问题,但也遮蔽了真相。
于东来说胖东来“不是把它做成一个项目,而是做成一个作品”。张雪说“未来五年之内,我们会吃掉国际品牌50%以上份额”。一个谈的是“作品”,一个谈的是“份额”——看似不同的语言,指向的都是同一个东西:把事情做好,做到极致。
他们都没有被概念困住。被困住的,是那些拿着标签互相攻击的旁观者。
在现实中,张雪峰和张雪、胖东来和张雪机车之间只有互补没有对立。但在舆论中,这两对企业家和他们的支持者,却被制造成对立面。那些把“不同”解读为“敌对”的人,那些坚持认为“只有我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的人,那些把职业选择上升为人生判决的人,在各种原因的推动下,成为雪崩的雪花或者风暴。
张雪峰、张雪、于东来,都成了情绪的道具。他们被捧上神坛,又被拉下神坛,归根结底是因为公众需要找一个符号来承载自己的情绪。但情绪不能替代思考,站队不能替代判断。
人生不能用“事业有成”来定义成功,也不能用“有口饭吃”来定义幸福。前者淘汰率太高,后者无聊感太深。围城效应不是虚假的向往,而是不同位置之间的互相欣赏。每一种劳动都应该得到尊重,每一份职业都是平等的。劳动含量和密度有高有低,但不改变劳动本身的尊严。
重要的不是选择张雪峰还是张雪,不是站胖东来还是站张雪机车。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在自己的位置上把事情做好,同时尊重别人在别的位置上把事情做好。与其站队,不如站到自己的位置上。与其给别人定罪,不如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六祖坛经》里记载了一段名句,慧能大师来到法性寺,正值印宗法师在讲《涅槃经》。这时风吹幡动,一僧说是“风动”,另一僧说是“幡动”,两人争论不休。慧能走上前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无门关》里还有一则公案。阿难问迦叶:“世尊除了传金襕袈裟之外,还传了什么别的东西吗?”迦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唤了一声:“阿难!”阿难应道:“在!”迦叶随即说:“去把寺院门前的刹竿放倒吧。”
阿弥陀佛,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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