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四老”建国后的任职和评级：
一，徐特立（1877--1968）。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主席亲自在他悼词中加上“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伟大的一生”。1952年评为行政3级。
二，谢觉哉（1884--1971）。政务院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1952年评为行政4级。
三，林伯渠（1886--1960）。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2年评为行政2级。
四，董必武（1886--1975）。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一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国家副主席、代主席。1952年评为行政2级。

长征队伍里，有些人一看年纪，就让人心里咯噔一下。徐特立五十七岁，谢觉哉五十岁，林伯渠和董必武也都过了半百。山高路险，饥一顿饱一顿，飞机在头顶盘旋，追兵在后头咬着，这样的路，年轻人走着都打晃，偏偏这四位老人，硬是跟着队伍一步一步熬了过去。

等到新中国成立，再翻他们后来的任职和评级，味道就出来了。中央当年为什么非得护住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年纪大、资格老，说到底，是知道这几副肩膀能挑事，真到了搭国家架子的时候，少不了他们。

中央苏区原本有“五老”，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瑞金，何叔衡留下坚持斗争，徐、谢、林、董四人随队出发。那会儿局面很险，第五次“围剿”没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圈越收越紧，苏区一点点被压缩，中央机关只能作战略转移。

何叔衡本来也做了准备，连草鞋都备好了，还专门和董必武谈过，问他愿不愿意从军去，跑不跑得动。董必武答得很实在，说一天跑六十里没问题，八十里也勉强，一百里就困难些。

听着像闲聊，其实是在掂量生死。后来何叔衡被列入留守名单，只对谢觉哉交代一句，说自从投身革命那天起，一切都交给党了，随时准备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一九三五年二月，他在长汀县水口镇梅运村一带转移时遭敌包围，负伤后跳崖牺牲。人没回来，话一点没空。

剩下四位，走的是一样的苦路。徐特立年纪最大，组织上给他配了马，他常把马让给体弱有病的同志，自己拄着手杖往前赶。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步行走了两万里以上。到了宿营地，他也不端着，打水、做饭、补衣、缝鞋，能自己干的都自己来。没粮食，就啃树根，过草地缺吃的，连草也吃。他后来回忆，说从卓克基以后，鞋子、帽子、衣服差不多都是自己缝的，在缺粮的草地里，一般只吃草。句子很平，读着却扎人。

谢觉哉带着另一股硬劲。过草地时为了轻装，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扔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印章却始终挂在脖子上。别人看着都嫌沉，他舍不得丢。他认定人民政权不会垮，今天再难，明天总还用得着。后来的事实倒也干脆，这枚印章真被他从瑞金一路带到了陕北。

林伯渠在队伍里担任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长，管的是征发、供给、后勤。打仗看上去是枪炮响，真往细处掰，粮食、布匹、马料、盐巴，哪一样断了都不成。林伯渠干的就是这种不显山不露水、却顶要命的活。出发前，何叔衡在梅坑备了清酒和花生米，为他饯行，还把自己身上的毛衣脱下来送给他。林伯渠后来写《别梅坑》，里头一句“赠我娣袍无限意”，把老战友之间那股热气写出来了。

董必武后来写《长征纪事》，回忆自己和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随红军移动，经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挨过无数次轰炸和袭扰，苗山彝岭断过粮，雪山草地露过营，最终还是跟着大队到了目的地。没有摆功，也没有喊苦，就是那么一笔一笔记下来，越显得沉。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把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一批老同志编入干部团，还专门向陈赓、宋任穷交代，一定要保护好这些老同志，尤其董老、徐老，出了问题就要追责。贵州行军时，董必武、徐特立几个人边走边聊，没留神路标，竟走错了路。等到宿营，部队才发现人不见了，陈赓急得满头汗，周恩来立刻发电报叫各军团协助寻找。一直折腾到半夜，才知道他们走到了红一军团那里。虚惊一场，也把这几位的分量照得更亮。

新中国成立后，这条线也就接上了。徐特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九五二年评为行政三级。毛主席后来亲自在他的悼词中加上“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伟大的一生”。谢觉哉历任政务院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一九五二年评为行政四级。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一九五二年评为行政二级。董必武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后来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国家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五二年评为行政二级。

把这些职务和评级摆在一块儿，再回头看长征路上的他们，就能明白，中央当年护住的不是几位“老同志”那么简单，护住的是一批能把理想落到制度里、把队伍带到秩序里的人。说穿了，这四位最难得的地方，不在一个“老”字，而在到了那样的岁数，还没把自己当成该被照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