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个故事。

清明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所有人都最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人有灵魂吗？“自媒体“凉子访谈录“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著名法医刘良，这位中国顶尖的法医病理学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教授的回答是，“有”“必须有“。刘良说，他曾经是唯物主义者，但后来研究多，看见太多死亡，他能感觉到，比如他在做解剖的时候，这个人的灵魂就在解剖台上面俯视着他在干活。

是啊，43年，4000多次解剖，法医刘良切开过腐败胀气的腹腔，缝合过血肉模糊的残肢。他是中国第一法医，也是全国第一例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的主刀者。向死而生，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生命状态。刘良退休后曾平静地说出他的法医信条：“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未来，对得起亡灵。”他说宇宙浩淼，我们得信那句话，人在做，天在看。

1983年，临床医学毕业的刘良原本被分到神经内科。听说要三年不许考研究生、24小时在病房转，他决定换岗。刚好碰到一个分配到法医岗位见到遗体就呕吐的同学，两人调换成功。就这么内科医生刘良成了法医刘良。第一次看尸体，是一个被肢解的案子。老法医指着尸体脖子说：“你看有什么。”刘良发现了零星的卵圆形印迹——手指压痕氧化风干后显出的影像。死者生前被人掐过脖子。这一刻，刘良对法医这行真正产生了兴趣。

43年里，他参与聂树斌案、黄静案等多个重大刑事案件鉴定。而让他为更多公众所知，是2020年2月16日凌晨，武汉金银潭医院那间临时手术室。那个人类命运的危机时刻。面对全国第一例新冠肺炎逝者遗体，他和团队集体鞠躬，开始解剖。那天他说“说不怕是假话”，但他依然举起了手术刀。三小时后，刘良团队发现：逝者肺部有大量黏液并形成黏液栓，而它的致命程度超过了此前临床医生普遍认为的肺部纤维化。这个发现后来被写入国家卫健委第七版诊疗方案。危重病例死亡风险自此得到了降低。

对刘良来说，最艰难的是面对孩子的遗体。他说，自己有将近二十年，不做婴儿和小孩的尸检。他说：“怎么形容呢，就觉得‘你不能下手，你觉得孩子会痛，即便那是一具尸体’。但有些特殊情况，家属信任他，要求必须由他做。有一次解剖结束，他叮嘱助理：“孩子解剖前头上戴了什么，一定要为他还原。再把衣服穿好、包好。”那次解剖完在返程高铁上，刘良号啕大哭。

见惯了极端死亡，刘良对生命终局异常坦然。他包里常年放着份遗体捐献协议，他说自己走后，会被送到学校解剖教研室的大池子，就在他办公室隔壁。这份协议除刘良哥哥外，全家人都签了字。刘良笑着说，“得有个人给我们上坟。”

刘良写过一句话，“让生者死者在各自的轨道空间明白的活着“。这是他的生死观。有次医疗纠纷鉴定，死者家属极度不信任，坚持要观看尸检并拍照。僵持不下，刘良厉声说：“总有一天我要下去见他的，公不公正，下去跟他见分晓。”对方被这位法医震住了，这才放弃坚持。刘良说，越是研究人的生命终结，他越是相信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死观，“抬头三尺有神明，善有善报”。

所以在遇到事关原则的利益博弈时，刘良说，他的底气就他可以对所有人说：“我不是来帮当事人，也不是帮公安的，我是来帮死者的。”有一次，刘良赶到湖北钟祥解剖尸体到凌晨，连夜驱车回武汉，清晨天蒙蒙亮，看到有个老人扛锄头走来，急打方向盘，车子失控。左边深湖，右边界碑。车子冲上斜坡，撞倒树，竟骑在树上停下。车上4人毫发未伤。刘良后来感慨：“是（亡者）的问题还没解决，老天才留了我们一命。”

这就是法医刘良。一面是绝对理性的科学，一面是对生命尊严的终极敬畏；一面是对死亡机理的了如指掌，一面是绝对相信灵魂的存在。刘良说，他一直觉得人生一世就是个训练场 ，好人坏人，是有一个更高维的力量在考核的。所以，有人问他，将来希望人们提起“法医刘良”时最先想到什么。他想了想，说：“法医刘良，是个好人。”

这就是这个清明节，荐叔和大家讲的法医刘良的故事。一个与死亡打43年交道的人，最终想要的评价不是技术多高超、破案多神奇，而是“是个好人”。这位65岁的顶尖法医让我们相信，即便在最接近死亡的地方，依然有人性的温度。这温度，就是灵魂存在的证明。刘教授有本新书《真相不会沉默》也推荐大家关注。留言区扫码下单 http://t.cn/AXIdBN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