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谢老师将明代龙泉窑的产品按功能分为“官用器物”和“民用器物”两类。他强调这是根据使用对象划分，并非指存在官窑，因为调查和发掘均未发现只烧造官用器物的窑场，官器是在民用基础上少量生产的。关于官用器物的生产时间，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烧造供用器皿需“定夺样制”，若数量少则“行移饶、处等府烧造”，饶州即景德镇，处州即龙泉。成化皇帝在天顺八年（1464年）的《即位诏》中，下令停止饶州和处州的烧造任务。可见龙泉窑承担宫廷烧造任务约从洪武至天顺年间。考古调查显示，烧造官用瓷器的窑址主要集中于龙泉南区的大窑片区，2006年发掘的枫洞岩窑址是典型代表。该窑址不仅发现了丰富的明代地层堆积，还大规模揭露了淘洗池、储泥池、辘轳坑、龙窑窑炉、房址等制瓷作坊遗迹，完整呈现了从取土、加工、成型到烧成的陶瓷工艺流程。其中，房址F4内出土了大量与宫廷相关的器物。枫洞岩窑址出土的官用器物，制作工整、纹样精细、釉色滋润、器形庞大，其纹饰与明初景德镇御窑厂器物极为相似，应是中央政府“统一下样”的产物。出土的五爪龙纹盘和刻有“官”字款的器物，直接证明了其宫廷用瓷的性质。谢老师将这批官器区分为洪武官器和永乐官器：洪武官器器型较大、纹饰繁缛、釉色深青凝厚，永乐官器器型相对偏小、有光素和刻花装饰两类、釉色翠青清亮并出现了回纹等新装饰，二者器底刮釉均十分规整。与精美的官器相比，民用器物的生产范围更为广泛。文献如《明一统志》《格古要论》《遵生八笺》及《乾隆龙泉县志》等都记载了龙泉窑的民窑生产状况，考古发现也证实民用瓷器的生产涵盖龙泉窑所有窑场。枫洞岩窑址的发掘显示，明代早期（洪武至宣德）民用器物器型厚重，胎质呈灰白色、不如官器细腻，釉色以深青绿偏黄为主，装饰以戳印花和刻划花、剔刻花为主，雕塑、镂空等特别器物也较多，而元代流行的贴花方式已基本不见。题材多为金刚杵、牡丹、葵花、荷花等民间纹样，装烧主要使用泥质或瓷质托钵形垫具，辅以泥质垫圈等。明代中期，随着官器烧造的停止，龙泉窑核心区开始衰落，这一时期民用器物胎体厚重，釉层厚薄不一，流行“顾氏”“金玉满堂”“清香美酒”等吉语和姓氏铭文，装烧方式除延用早期垫具外，碗盘等更多使用带凹洞的泥质垫饼。明代中期以后，龙泉窑的生产中心开始转移。龙泉东区仍有大量窑址，产品种类单调、制作粗糙、胎体厚重。而龙泉南区的窑业技术则向周边的庆元竹口镇转移，产品胎体灰白或灰黄，釉色青碧、玻璃质感强烈，装饰以减地剔刻的牡丹、菊花等折枝花卉为主，略有浅浮雕效果。浙江开化龙坦窑址的发掘则显示，明代中期浙江也开始仿烧青花瓷，同时仍有少量传统龙泉窑风格器物。此地临近江西，其窑业技术受到江西影响，反映出技术交流背后的人群流动。福建、广东、云南、江西等地均发现明代仿龙泉窑生产。广东地区的仿龙泉窑主要集中于粤东，惠州白马窑根据早期考古人员的发掘记载曾使用馒头窑，而梅州大埔余里窑则使用阶级龙窑和M形匣钵，展现出更深的浙江龙泉窑业技术的影响。云南建水窑也生产仿龙泉青瓷，时代集中在明代早中期。江西地区的仿龙泉窑则与处州移民直接相关，文献明确记载“国初，徙处州民居其地，世以陶碗为业”。景德镇地区发现的仿龙泉窑青瓷可分为御窑厂和民窑窑场两类：御窑厂方面，最早的仿龙泉釉器见于永乐官窑，以宣德官窑品种最为丰富、质地最佳，在装烧工艺上部分青釉瓷器底部刮釉一周，与同时期龙泉青瓷相同，可见景德镇工匠经历了从引进龙泉技术到完全采用本土技术的过程；民窑方面，丽阳瓷器山窑址出土的仿龙泉釉器主要有靶盏（酒器，亦称“高足杯”）、碗和碟等，其时代原被认为属明代早期，但结合开化龙坦窑址的发掘资料来看，应为明代中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景德镇御窑厂在永乐、宣德时期已能烧造出釉色、工艺均极似龙泉的青瓷，这表明景德镇已完全掌握龙泉技术，这或许正是龙泉窑逐渐淡出宫廷视野、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当御窑厂能够生产多种品类时，单一品种的龙泉窑便难以维持其核心地位。明代龙泉窑瓷器的流通自明代早期开始，一直延续至明代晚期。明代早期，龙泉窑瓷器主要发现于以南京为中心的都城附近，尤其是王侯功臣的墓葬中，如西宁侯宋晟墓、昭勇将军张云墓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墓主身份虽显赫，但出土的龙泉窑瓷器多为一般民用器物，达到官器水平的极少。这一现象表明，官用器物可能并不在国内广泛使用，即便位至王公也难以获得。结合海外发现，这批精美官器很可能作为赏赐品，随郑和下西洋等对外交流活动流布海外。明代中期，龙泉窑瓷器在全国的发现范围明显扩大，在邹城、南京、上海、金溪等地均有出土。这一时期龙泉窑瓷器在一般平民墓葬中的比例显著增加，而稍显高级的器形则仅见于王妃、刑部尚书等高等级墓葬中，说明随着官器烧造的停止，龙泉窑瓷器已从宫廷用瓷转变为更广泛的社会商品。http://t.cn/AXIkd6B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