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让我跟张爱玲、钱穆先生在关键时刻的行为比一比？我认为是殊途同归，他们是在关键时刻离开了是非之地（相对于他们的身份），我是在关键时刻没有离开即将高速发展的希望之地（世纪初我放弃了杰出人才移民的机会）；他们维持了生存下限争取了精神上限，留下了文学名著和创办香港中文大学，我在生存财富自由上自保和帮助身边有缘人还可以，对社会的贡献肯定远不如他们，这也正常，他们的起点远高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