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洋务运动时，那些官办企业的一些门道吧。讲故事从谁开头呢？

沈葆桢。

沈葆桢这个人，二品大员，朝廷派他去管江南制造总局。按理说，管工厂你得懂生产吧？他不。他懂什么？他懂官场。所以他上任第一件事不是去车间，是修官邸。你想，一个工厂的厂长，上任先给自己盖房子，这事儿搁今天，你都不敢想。但搁那时候，正常。为什么不正常的事反而正常了？这里面就有说头了。

说头在哪儿呢？在根上。

这些官办企业，表面上叫工厂，骨子里是衙门。衙门讲什么？讲品级，讲关系，讲谁给谁磕头。你让讲这套逻辑的人去管生产，他能管好吗？管不好。不是他不想管，是他根本不会。他从小到大学的都是怎么在官场混，你突然让他算成本、抓质量、搞研发，这不是难为他吗？

但难为他他就不干了吗？他干。不但干，还能干得风生水起。怎么干的呢？塞人。

你想，朝廷大佬的侄子没地方安排，放你厂里，你收不收？不收，你明天就可能被调去守边疆；收，厂里多个人吃饭，反正花的是朝廷的钱。一个闲人就是一张关系网，网织得越密，你位置越稳。这个道理，沈葆桢懂，李鸿章懂，张之洞也懂。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特别反常规的现象：明明厂子越办越亏，官员的官却越当越大。

为什么？因为亏的不是他们的钱，但关系网织起来可是他们的本钱。你年年亏，但只要把钱分给该分的人，朝廷一看：哎，这人能维持局面，不容易，该升。你反倒要是把厂子扭亏为盈了，朝廷一看：你有钱了啊，拨款砍掉，钱充军费。你辛辛苦苦图个啥？

这就叫逻辑扭曲。不是人坏，是制度逼着你坏。

后来郑观应、盛宣怀这些人看不下去了，提了个方案：官督商办。让商人出钱，商人管，官方监督。这听着多好啊，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可结果呢？比官办还惨。

问题出在哪儿？出在四个字：权责不清。

商人出了钱，但官方说这厂子是国家命脉，所有权归我。你的钱不是投资，是借款，是捐献。赚了钱，官方说这是国家资产，利润得上交；亏了钱，官方说这是你经营不善，自己扛。商人两头受气，最后血本无归。

盛宣怀晚年说了句话。他说：“官办则费重，商办则利微。”

翻译成现代的话：当官的管，花起钱来没数；商人管，赚了也不是你的。

这不是人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体制不改，换谁上都一样。你换成沈葆桢，亏；换成郑观应，也亏；换成盛宣怀，还是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