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汉文帝代王时期的王后是不是吕氏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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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孝景本纪》开头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和景帝如何当上太子有关系：

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窦太后。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这段话在《外戚世家》中，有相似的记载。

吕太后时，窦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至代，代王独幸窦姬，生女嫖，后生两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长男最长，立为太子。

两段话描述的事件基本差别不大，时间顺序是这样的：汉文帝刘恒早先任代王时，先娶有一位王后，这位王后育有三子或四子；吕太后又赐予他五名曾服侍自己的良家子；刘恒独宠其中的窦姬，窦姬为其产下一女二子；王后去世；代王刘恒被迎立为天子；王后所生子相继去世；窦姬所生长男被立为太子，即后来的景帝。

尽管《汉书·外戚传》说王后所生数子是“病死”，而《史记》这两段却没有明确交待死因，多少看起来死得有些巧合和蹊跷，由此便引申出一个问题，代王后是什么身份，这几个孩子的死因和母亲的身份究竟有没有关系？

为什么我要谈这个话题，因为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代王后是吕氏女，汉文帝为了帝位，杀死王后的孩子，作为向诛吕之变中的功臣集团交纳的投名状。我已经在很多场合见人如此侃侃而谈，完全把这种观点当成确凿事实一样。所以，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

代王后是吕氏女这个观点提出时间并不长，最早是台湾中研院学者郑晓时于2004年发表的《汉初「诛吕安刘」政变的过程与历史意义》中所作的一种推测。郑氏原话是“代王王后是吕家女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在此之前，古今史家均没有留心于此。比郑晓时更早一些，徐复观曾在《两汉思想史》中评论说：“窦太后得幸而前后死，三子亦更死，其中是否含有宫闱惨剧在里面，史公未曾明言，后人自亦不必臆测。”徐氏的意见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前人不予置评的原因，即相关的材料实在太少了，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文献可用来参考。

所以，郑晓时对此问题的观点，也还纯粹停留在“大胆假设”的阶段，而非有实质性证据以作“小心求证”。当然，他也提出了如此假设的原因，即吕太后“企图建立的统治结构是「刘吕共治」”，曾普嫁吕氏女给诸侯王刘友、刘恢等，因此代王似乎不应例外。事实上，同为刘邦之子，齐王刘肥、燕王刘建、淮南王刘长均没有娶吕氏女的文献证据，这最重要的论述基础也是存在漏洞的。

不过我能理解这一假设为何广受欢迎，因为它不仅很有戏剧性，又能与“诛吕之变”事件相结合，听起来确实非常过瘾且成理。但是做研究不可武断，不能直接把这种假设当成是确定的事实。

如果对代王后身份作进一步探讨，我觉得有必要把更多相关史事的时间线作一梳理。

如郑晓时所说，吕太后企图打造“刘吕共治”模式，这一点完全没有问题。但我们必须追问一句，这种企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带着这个问题去看《史记·吕太后本纪》和《汉书·惠帝纪》《汉书·高后纪》等各篇，答案是很清晰的。整个惠帝执政的七年时间里，吕太后既没有分封任何吕氏王，也未有明显证据嫁吕氏女于刘姓宗亲。但是在惠帝死后的第二年，即吕太后元年，就追封自己已故兄长吕泽，以吕禄女妻朱虚侯刘章，同时分封惠帝诸子为王侯，拉开了打造“刘吕共治”模式的序幕。

吕太后这种政策的转变，时间界限极其明显，明确无误地以惠帝之死为前后之隔。原因也很容易推断，惠帝虽然十多岁即位，但眼看着一天天壮大，且上有高祖遗泽；何况他当太子多年，早就有一群亲信大臣值得依靠。换句话说，只要他身体不出意外，权力自然会逐渐稳固。然而在惠帝意外早逝后，更年幼的从未当过太子的少帝仓促即位，对群臣既无恩泽与威严，又没有任何太子属官这样的亲信班底。少帝所面临的困难，又远非惠帝当年可比。特别是吕太后也愈发年老，很难确定自己能否庇护少帝至成年，外戚这时才成了最值得依赖的对象，“刘吕共治”模式于是提上议程。其中内因，其实我们在讲解《吕太后本纪》时已经详细说过。

“刘吕共治”是惠帝死后才出现的新需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惠帝在位期间，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刘吕结亲的明显记载。那么问题也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我们只要尝试确定刘恒和王后结婚的时间点，就大致可以知道这门亲事是否为“刘吕共治”中的政治婚姻。

恰好，窦氏被赐到代国的相关年份是有据可查的。

《汉书·外戚传》：“孝惠七年，生景帝。”

《史记·外戚世家》：“至代，代王独幸窦姬，生女嫖，后生两男。”

因为景帝是窦姬第二个孩子，结合这两条史料，窦姬生长女刘嫖的时间，最晚应在惠帝六年，那么她最迟在惠帝五年，就应该到代国了。实际上，我比较怀疑她是惠帝四年被吕太后赐予刘恒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年正值惠帝大婚，吕太后遍赐宫人给诸侯，很像是一种与天下同喜的恩赏。这就类似于汉朝立太子，会给天下每一户的继承人也同步赐爵，情理是相通的。不过究竟是四年还是五年，无关论证，重要的是，窦姬毫无疑问是在惠帝还活着时就赐予了代王。我们再看景纪开头那段文字，“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文字逻辑中透露的信息，很明显是刘恒先有王后，再宠幸窦姬。那么，王后必然也是在惠帝五年之前就与刘恒成婚，而不是在吕后试图打造“刘吕共治”时期。由此可知，郑晓时先生立论的时间背景，也是有问题的。当然，不在“刘吕共治”时期，并不能完全排除代王后是吕氏女的可能性。但正如前面强调，至少文献中吕太后嫁吕氏女给刘氏宗亲皆在惠帝死后，故代王后是吕氏女的可能性，至少没有郑晓时先生所想的那么高。

假如代王后不是吕氏女，那她有可能是什么人呢？我个人也有个推断，当然，和郑先生一样，只是推断。窃以为代王后较有可能是魏氏女。

我们看以下史料：

薄太后以为母家魏王后，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诸魏有力者，於是召复魏氏，赏赐各以亲疏受之。（《史记·外戚世家》）

刘恒为薄太后所生，而薄太后的父亲是吴人，母亲是魏宗室女魏媪。史料说薄太后“早失父母”，具体而言，父亲应该是早在薄太后发达前就已死，他的坟墓在家乡会稽郡；而母亲魏媪应该是死于薄太后跟了刘邦，但是又尚未去代地之前，所以葬在关中栎阳北。

上述引文又有“其奉薄太后诸魏有力者”，这是一条很重要的信息。薄太后虽然为刘邦生下刘恒，但是并未因此受宠，但是因祸得福，得以跟随儿子去了代国。“薄姬以希见故，得出，从子之代。”那么在这段相对被冷遇的日子里，服侍薄氏特别周到（奉薄太后有力），不离不弃的人里，应该就有引文提到的“诸魏”，毕竟是母族。

代国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处于汉朝北部边境，是匈奴中部进入中原的首站，也是一个战略缓冲地。或许有人会以为如此重要之国，必然要赐予极其亲密和值得信任之人。事实却恰恰相反，刘邦最初是直接将曾有反叛前科的韩王信从中原徙至代地。“上以韩信才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刘邦担忧韩王信掌控中原劲兵反叛，干脆将其发遣至代，离得越远越好。由此足见代地有一定的边缘性，它既是常规备胡之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又可以考虑放弃。事实上，后来代地也连续有韩王信、陈豨反叛，确实是一块多事之地。所以，刘恒被立为代王，与薄太后不受宠幸是相关的。相较而言，赵国才是一块更重要的香饽饽，故高祖时夺之以封刘如意，吕太后时夺之以封吕禄。赵、代两地的亲疏差别，一目了然。

薄太后母子在代地，某种程度而言是被抛弃在帝国边缘地的边缘人物。薄太后无他人依靠，令刘恒与侍奉自己“诸魏有力者”联姻以固本，是非常合乎情理的选择。除此以外，她似乎也别无依靠。故我认为代王后是魏氏女的可能性，不容忽视。

以上只是我基于有限史料的一点推测。前几年，对汉文帝刘恒霸陵的考古工作有了很多新进展，在霸陵与窦皇后陵之间的一个祔葬墓中，发现一女性墓主，随葬有一枚玉印，上有姓名“魏婴”，同时有一枚“永巷之印”。考古人员从墓葬规制判断，此魏婴“至少为列侯级……不排除其为汉文帝嫔妃的可能性”。什么品级的妃嫔，可以对应于列侯，可惜西汉早期没有相关文献。汉元帝以后，皇后以下的昭仪和婕妤，能到这个级别。而魏婴又配永巷之印，或许曾有管理后宫之权。由此可见，刘恒与薄太后母族魏氏联姻，魏氏女身为刘恒后宫高级妃嫔以上之事实，值得重视。这为代王后可能是魏氏的推断，增加了一些可信度。甚至，也不能排除此魏婴就是迁葬至霸陵的代王后本人之可能性。总之，代王后的真实身份，目前尚是未解之谜，有待更多发现研究。既然如此，那王后几子的死因，当然也存在多种可能，或者如《汉书》所说病死，或者死于别的政治内幕，目前并非有一个确凿的结论，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