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尾的处理，是《潜伏》超越一般主旋律作品的地方。它没有停留在浪漫化的牺牲叙事里，而是直面了革命伦理中一种残酷的工具理性。组织作为一个庞大、持续运转的机器，在极端斗争环境下，必然将整体胜利置于个体安危之上。余则成最后的命运——被迫继续潜伏、与翠平永隔、甚至不被充分告知全局，这并非某个领导的冷漠，而是系统逻辑的必然：地下斗争不允许任何人的个人需求高于任务。组织不是不珍视他，而是这种珍视必须以服从大局为前提来呈现。
余则成们的伟大，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伟大，它不需要加官晋爵，不需要组织与人民的认可，甚至不需要任何看得见的荣耀，他明知可能会被当作棋子，可却依然选择赴死——为了一个无须牺牲的时代，而选择个人的牺牲。但是这种牺牲中，也透着深深的无奈，当他与翠萍生死永隔的时候，他是否只能坚持自己的信仰呢？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去怀疑，去推翻，去解构，曾经所做的一切，是否就只能变得毫无意义了呢？所以真的走到这一步，他不是愿意相信，而是只能相信。
这或许引发我们思考，一个声称追求人的解放的组织，是否就可以在过程中无视个体的生命感受？这是所有革命伦理至今无法完美回答的悖论。所有的牺牲都是有价值的吗？就好像如果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把大量时间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忽视了生活本身，结果到了退休才发现，真的有时间享受生活的时候，生命也快走到了尽头。我想这种悖论唯一的解答，就是坚信当下的意义，而不是某一个未来或者理想的世界。正如你觉得自己所做的工作本身的意义就是你的人生追求，而由此所获得的报酬、荣誉、地位都只是附带的东西，那或许才是真的值得吧。
对于余则成们而言，也是这样的，真正的理想主义，就是看清一切后依然坚持前行。我始终相信苦难本身没有任何意义，苦难只是当下践行中所带来的不可不忍受的附带品，它与荣耀、金钱等等皆为平等，都不是目的，也不是手段，只是附属品，正所谓很多大格局大境界之人的荣辱不惊，恰恰是因为求仁得仁，又何怨焉。
或许一个不需要任何人牺牲的时代根本不存在，余则成们所盼望的年代根本不存在，那个给晚秋描绘出的乌托邦也根本不存在。我永远认同西西弗斯，把大石头推向山顶的过程，就是意义本身，而那些结果和后果，都是幻光罢了。但我也永远为余则成和翠萍鸣不平，如果真的有一个值得我们奋斗的更好的时代，应当是那个绝大多数人都不必牺牲，不必忍受苦难的时代，作为人的尊严和情感能够得到尊重，其贡献能得到相应的承认，其悲剧与无奈能够被看见，被同情，被理解，这或许也是组织和个人视角下永恒的张力吧。或许这个结局提醒我们抵御宏大叙事对个人尊严的剥夺，却又无比崇敬那些义无反顾的信仰者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