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南香红写的这篇《盲艺人的乐与路》，让我想到看毕飞宇的《推拿》那段时间。

一百多年来，太行山间一直走着一群人，他们手摸着前面人的肩膀，像毛毛虫一样，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慢慢蠕动着。他们靠一年四季在不同的村里表演，换得一点基本的生活费和尊严。有的村民从在父母怀里就开始听着盲艺人的声音，直到暮年，盲艺人的表演成为村民每年当中一个固定的节日。

这篇看起来不够“新闻”的特稿，作者在手记里写道：“他们的这种行乞演唱带给了他们希望和快乐，而在文化贫瘠的太行山里，他们也成为山民的念想，这种相依相存的关系，有一种温暖的东西，让人觉得这个世界里，人就和草木、动物一样，紧紧地依托在大山的怀抱里。”

这篇还让我看到了，社会内在的顽强的生态，本能地寻求生命的可能，即便是盲人这样特殊的群体坚持在大山里走完一生，这样看上去如此悲壮、不可思议的事情。张艺谋说他在拍《红高粱》的时候，在高粱地里能听到，根根高粱都跟生孩子似的，浑身的骨节全发脆响，一节一节往上蹿。人淹在高粱棵子里，直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生育大广场，满世界都是绿，满耳朵都是响，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我当时看到他说这一段特别感动，这是中国历史里、文化里新鲜的、生猛的、极充满生命力的一面。

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看到这样的生命力，在以一种想象不到的方式延展，觉得很浩渺。人很浩渺，生命也很浩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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