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小红书上一个在洛杉矶的电影人卖一套阿莱电影机，70万人民币买的，使用不到100小时，她说不做电影了，所以卖掉。

有人问：“是什么让你放弃了电影？”
回答是：“未来 90% 的影视内容都会是 AI 生成，但 90% 的钱还是会被真人电影赚走，走一步看两步，未来可能还会回来，但现在要吃饭，得干点别的，赚点别的钱了。”
提问题的人其实也打算离开这个行业，但很迷茫，不知道干点什么，卖家建议他去学做AI项目制片。

看到这样的对话，我内心唏嘘，他们其实比我年轻很多，刚进电影行业不久的样子，但赶上了AI的冲击，在学校学的传统电影制作的知识和技能很快就派不上用场了。更重要的是，很多人是因为有电影理想、喜欢电影制作工艺而去学电影的吧（至少我上研究生时代是这样），很多人没那么容易转向AI，迷茫是必然的。

回想过去二十多年我一直在创作纪录片，完成了十几部长片和很多短片，有的还小有影响，其实并不是我有什么才干，只是我赶上了好时代。早年我没这种感觉，一直埋头做作品，虽不怎么挣钱，但一直能够运转，觉得一直可以创作下去。也可能因为纪录片离电影工业还有点距离，我们的工业化程度很低，所以没什么大风大浪和大起大落。但今时今日，整个影视行业都被AI冲击，也被经济环境影响，纪录片行业急剧收缩，从业者急剧减少，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而所谓好时代，通常是在那个时代结束了多年后你才有感觉，比如2016-2018年，那时纪录片走上院线蔚然成风，纪录电影点映风潮在全中国流行，有的纪录片在电影商业发行体系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比如《四个春天》《二十二》和《棒！少年》，没有人想象过一个非常小成本的纪录片能实现千万级别甚至更高的票房成绩，话题传播的声量也很响亮，这让整个行业的人都非常振奋！我导演的《摇摇晃晃的人间》赶上了那个好时代，在影院被很多人看到（之后的多年里都有人告诉我当初是在影院看的这部片子），上百家媒体报道过，大量的线上线下讨论，而且也是我唯一“破圈”的作品（我指的是纪录片圈层），很多剧情片创作者也和我讨论过这部作品。

在那之前的2010-2017年，纪录片创作者也因媒体环境的变化而大大受益，2011年1月1日央视纪录片频道的开播以及成熟的制播分离，养活了一堆纪录片制作公司和相关从业人员（我从2009年就开始和上海纪实频道合作了）。那之后互联网平台迅猛发展，在纪实内容赛道展开竞争，投入大量资金自制或合制纪录片内容，包含非常多的纪录片品类（自然类、社会现实到体育、美食，无所不包），那几年优酷出资帮我完成了《摇摇晃晃的人间》，腾讯新闻出资我的作品《两个星球》《十年：吾儿勿忘》。那是平台欣欣向荣的时代，我因此受益。

在那之前的2003-2010年，我在懵懵懂懂开始纪录片创作后，恰好赶上中国独立纪录片的黄金发展期，那时候的独立纪录片节展、作者、作品风起云涌，我参加了在北京宋庄、南京、重庆、云南等地的独立影展，结识大量同道，那时的独立电影文化滋养了一大批满怀理想或极具批判精神的青年创作者。

再倒推的话，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进入电视台，恰好也赶上电视发展的黄金期，1999年到2007年，我在电视领域做了大量专题片和纪录片，在央视最好的部门新闻评论部工作了好几年（创造性、批判性、自由度都是那时央视最好的地方），并开启了我的纪录片师承——陈虻老师的“讲述老百姓的故事”纪录片美学体系。

我何其幸运，在青壮年赶上了这些时代，在时代和环境的帮助下先后完成纪录片的专业学习、师承、训练（在电视台有老编导老摄影帮助手把手的训练）、独立电影文化滋养、同道互助、进入工业体系制作、国际合拍、大银幕播映和发行……一个创作者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成长、创作、拓展自己的世界，个人努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更有赖于时代机遇，我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时代机遇在不停变化，AI时代也有新的机遇。有些人擅长在时代风潮下不停转向，他们不介意是否要做电影，或者做纪录片，或者短剧，或者AIGC, 不管什么内容，只要时代需要、市场需要，他就迅速转向去做相关内容。这没什么不好，我佩服生存能力强的人，生存是第一要义，生存下来才可能谈理想。只是我不是这样的人格，我一直一直只想做纪录片，关乎中国社会现实的纪录片，一直把“老百姓的故事”讲下去。而我之所以是这样的人，是我经历的那些时代塑造了我的人格，让我“不灵活”，让我坚持。当然，纪录片的好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我就在时代的低地做个潜行者。在当下的时代如何自处是每个人都面对的课题，我常常想起“万能青年旅店”在作品《泥河》的几句歌词：“高地奔流 掠山光过太行/平原午休 纵鱼儿跃夕阳/明日壮阔 就奋力托帆船/明日难测 就放任潮流划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