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书，王朔的《好猫八不》和张哲的《织火焰的手》，都是新书，最近都在看，放在一起说，初看有一点点奇怪又有一点点表面联系，一位是已经典化的作家在创造新文体，一位是年轻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表面联系是都发生在北京。

先说《好猫八不》。说是散文、小说、回忆录什么都可以，它越过了这些文体差别。但可不能说它是非虚构，用流行的“非虚构”这个词关联的那些规范去说它，就太没意思了。它写猫，写猫给人的改变，写人为猫的生活（也是“喂”也是“为”），写片片断断浮起的回忆，写所住的村庄（机场那边，顺义，新国展），写观念。

语言上，它把口语中实际省去的那些“是”和“的”都在书面上省去了。口语中不停顿的，它也不停顿，不会特意拆成短句。口语里作的倒装，除了是习惯使然，也是因为人说话时要标明什么是重点，也是人说话时将动未动的脑子作用，人想到先说这个，后说那个，这说明这顺序对这人有意义。通常写作时转录到了书面，就把这些倒装给倒回去。王朔不，特意按倒装写。

去掉这些“是”和“的”，不硬拆短句而是写流动的长句子，按倒装去写，尽量去掉“我/他/她”主语以后，这本书就是一本按“说法”——说话的方法——去写的书。相比起来，“那时候”按语音写成“内时候”就是小节了。

“老哥喝了二逮子有时会起脑雾”。中间没有逗号，也没有“以后”。
“黄胖儿典型田园猫”。中间没有“是”。
“上个时代消灭传染病应该有过一次卫生观念普及”。没有“的时候”，也没有“的”去连普及。
“电话里就笑了...电话说下雨没看人”。不用说“那声音”“她”。

《织火焰的手》是小说家张哲七部中短篇的合集。她是北京人，从情节、题目上讲，是写了七种手艺、七种（其实还更多）生活在京郊的手艺人，从养蜂、做菜、唱曲、种葡萄，到画葫芦、念佛。但这本小说集和奇观没有关系，它恰恰是反悬念的写法，极其稳扎稳打地推进叙事。它关心的不是人物动机的深层挖掘（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普遍人性的东西），而是特定时空下（手艺正是特定时空的一部分，手艺关联着人的习惯、生活方式、所感知的物候、所生存于其中的物质空间），人物关系的变化。它建立了一个非常厚实、有吸引力的伦理世界。这样的世界，在今天的小说里，其实很少见。

为什么这两本放在一起说呢？我非常喜欢王朔，有时想，王朔的作品所做的，他的轨迹所做的，是说人话，说真话，不说官话，不说套话。（只不过具体的路径和与此关联的其它观念，王朔和巴金、王小波等会不一样）。戏谑不是花招，套话是花招。王朔不耍花招。具体到语言，具体到《好猫八不》，是在创造一种新的转录口语的方法，这样，语气的轻重缓急，观念那种流水般展开的形式，思考进入语言的过程，不会再因为转录/翻译到书面语的过程而丧失。

而《织火焰的手》，看起来更严肃，不是戏谑的，更具肯定性，不是打翻院墙式的，更规整，不是口语化的，但也是另一种把人看清楚，进而去真的说人话的方式。它的动词词库深具考量，背后又有一整个丰富的、踏实的名词世界，写每个主要人物，都像细细描画了关于手艺、职业、时代的屏风，再在前面用极有匠心的动词，让人活起来，动起来。这也是另一种不耍花招。而且也是一种对人生的判断：人就是这样，在不大的屏风前，活动一生，但这屏风是精密、充满细节的。因此要扎扎实实描绘（物质世界），也扎扎实实推进（人生叙事）。我很喜欢其中《青云之半》《劝人方》、与书同题的《织火焰的手》等几篇，非常有让人沉浸下去的力量。

"织火焰的手"这个书名，作者在后记中写，来自诗人T.S.艾略特的诗句："爱是陌生的名字，有一双织火焰的手，用无人能承受的火，织无人能解开的衣。”非常动人。爱在这本小说集里也很关键，尤其在于，在一个四处都在讲主体性、主体视角的时代，它强调的不是一个人想爱、去爱的难度或者动能（那个“主体”），而是人如何认可来自别人的感情确然是爱（也就是说，强调的是关系、是对关系的认可），这经常需要时间，也需要点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尤其在今天，爱是陌生的名字，爱确实是在用无人能承受的火，织无人能解开的衣。

如果王朔在抵抗的那些不真的话经常是官话、套话，今天不真的话常常是短视频式的标签，简单的因果逻辑和太着急的解释，滥用的概念，闭着眼的总结。《织火焰的手》以它的端详和细看，以它难以为今天的流行词和仓促价值观把握的人物，以对人世间确实存在的担当的肯定，抵挡了上面说的那些不真的话。

还有，不知为什么，这点还没有机会和作者交流过，《织火焰的手》里的人物心里的念往往包含有要对抗、理解自身和亲人的衰老与离世。这点在今天思考“照顾”很多的时代，在对抗衰老往往意味着想留住青春而不是指向死亡的时代，并不是很常见（这本书的写法、伦理世界整个在今天都很少见）。作者张哲很年轻，不过后记里写到她爷爷的早逝，《山顶上的雪》这篇就脱胎于爷爷骤亡的经验，也许这种离世因是父亲成长的背景，下一代也念兹在兹。